第38章 反常这一术语
　尽管它们可能并不直接导致高，但从广义上看，也都可以视为某种的释放，不过，这些情的状态难于测定和比较，因此。

　为了使我们的分析有所界定，以下所讨论的“释放途径”专指能够切实达到高的活动方式，即以上六种，可以统称为行为。

　总体释放的频率有些个体只有一种释放途径，即只通过一种行为来实现自己100％的释放。大多数人都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途径。还有些人在某些短时期内，6种途径都采用过。

　在我们对于11809人的调查中，任何一种途径都没有采用过的人占2。2％，采用1种的占18。4％，采用2种的占32。4％，采用3种的占29。5％，采用4种的占14。3％，6种都采用的占0。3％。总计起来。

　这些人平均同时采用2。45种释放途径。假如据此推算全部美国人口，那么他们平均同时采用2。2种释放途径。

　我们知道，这6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对某个体的释放总体状况都发挥着大小不同的作用，假如再把多种途径综合起来考虑，那么任何一个具体个人的总体释放状况，就具有无限多样的存在可能。

　只记录任何一种特定的行为，不论它在特定群体中的发生概率有多高，也无法表明该群体的生活的总体状况。

　例如珀尔于1925年曾调查过婚内的频率，尽管他的调查表明，至少有62％的婚内达到了高。

　但这一单独数据却不能说明在婚男的总体释放的状况，当然也无法说明他们获得高的总体情况。又如，研究大学生的自我刺（手）现象，也不能表明这个群体的总体释放状况。再如，许多被列为“同恋者”的个人，实际上同时还有数百次多种异行为，同行为在其总体释放状况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可惜许多心理学研究中，也把那些哪怕只有过一次同行为的人，统统归入“同恋者”而忽视了此人的其他释放途径。我们认为，无论研究个体还是群体，必须考虑对象的多种释放途径。

　尤其必须考虑它们各自对总体释放状况的贡献到底有多少。以往所发表的一切研究成果，都是只求出了人类活动中特定一种的频率。

　正因如此，我们现在对总体释放的研究所得出的频率，比以往资料都要高，而且高于一般人所预期的数字。我们研究了从青春期初始到30岁的11467个美国男，他们的总体释放的平均频率为：每星期2。88次。

　其中的比例分布为：每星期0次到0。5次的占13。6％，1次到4次的占64。9％，4。5次到8次的占17。1％，8。5次到14次的占3。3％，15次到29次以上的占1。1％。

　假如不计算这些人中的无行为者，平均释放频率就是每星期2。94次。假如把年龄界限放宽，包括从青春期伊始者到85岁老人的男，则他们的平均释放频率为每星期2。74次。

　假如据此来推算全美国男人口的状况，那么30岁以下的美国男，平均释放频率为每星期3。27次，对于85岁以下的全美国男来说，平均为每星期释放2。34次。

　＊＊＊当然，以上数据也并非完全精确。各人等的平均释放频率显然不同，受到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城乡背景以及生物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我们将在以下各章中分别讨论。个体差异个体差异在人类行为中表现得非凡突出，非凡真实。

　这是因为，即使在一个极小的群体中，个体间在行为上的差异，也比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大得多。

　例如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少数几人多年来一直未过。有一位男虽然显得身强体壮。

　但在过去30年间却只1次。另外则有些人长期以来持续地每星期10次、20次，乃至更多。

　有一位学者型的、精通业务的男律师，30年来一直平均每星期释放30次以上。其间的差异达万千倍之巨。1942年，我曾发表过关于昆虫的个体差异的研究报告。

　我发现，一般动物的个体形体差异约为2倍到3倍，任何动植物不同个体的形体差异至多可达18倍，但我现在研究了人类释放频率的差异后才发现，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前述30年一次者与那位律师相比，竟然相差4。5万倍！而这两个人，或其他差异千万倍的两个人，却可能住在同一城镇，在同一场所相遇，乃至参与同一社会活动。

　个体在活动频率方面的差异，具有极大的社会重要。我们的公共道德戒律，我们的社会组织，我们的婚姻习俗，我们关于的法律，以及我们的教育制度和宗教体系，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本估价之上的：所有个体的活动都非常相似。

　因此对于所有个体来说，把自己的行为限定于道德所确立的单一模式之中，就应该是和必然是一件非常简单易行的事。

　甚至对于婚姻这样一件显然与活动息息相关的事，我们现今的社会和习俗，也极少去考虑：这两个结婚当事人可能在的爱好、背景与能力方面相去甚远。

　对于教育，人们感爱好的是制订一种课程表，以足处于某一教育水平上的儿童…所有儿童！人们无视这一事实：某个个体可能对持有相对消极的评价。

　而另一个个体却可能发现，他（她）根本无法把自己限制在如此之低的活动水平之上。在社会的组织与治理方面，人们对个体间差异的可能，一直就是几乎根本不予理睬。

　结果，不同个人对的不同评价问题，被诉诸刑法、精神病医生或其他什么社会机构去惩处，其实，就和对的评价而言，涉及多少个人，就会有多少种不同问题。

　我们的调查表明，每星期释放1次到6。5次的男占77。7％，其余22。3％的男属于多与少两个极端状况。

　有7。6％的男每星期平均释放7次或7次以上，而且持续至少5年。他们的导致高的活动，大部分发生在某些朋友或人之间。至于女的情况，将会在我们下一部书中详述。

　但尽管女的大多数都频率较低，但她们之中的个体差异，即不同频率的分布范围，却比男更大。

　那么，任何一个个体是否有可能按照比自己实有频率更高或更低的频率，来评价所有活动呢？即使经过专业练习的人，也不易回答这个问题。

　在讨论教育、制度和政策的会议上，我们可以听到非常不同的意见，从主张绝对直到主张公开采用任何活动方式，无所不有。

　没有什么事情能像这样，在人们中间引起如此公开的分裂。任何旁观者都会承认。单纯外在因素绝不会导致聪明人们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因此，假如我们能获知会议参加者的个人经历，就可能发现：这群人中有一些，一年内释放不超过1次或2次。

　而在场的另一些人，则持续而规律地每星期经历高10次或20次。这就是说，个人的释放频率，与他在社会争论中所采取的立场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相关联系。

　可惜的是，争论任何一方中的极端者，可能都根本不曾想到：自己的对手也许有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经历。

　更可惜的是，恰恰是在这样一种糊涂氛围中，人们喋喋不休地讨论著青少年的犯罪，讨论著强化法律，讨论著制定专门的法律。

　人们知道，远在这种讨论会会场之外的政治家们，必然会反出会场中最响亮的声音，必然代表这些人的态度和经验。政治家们永远不会遵照一种基于客观统计资料的科研成果来行事。

　＊＊＊科学界对的讨论中，也极少注重人类行为的广泛多样。许多著作中的结论仅来源于作者个人的经历，尤其是连一些学者也在使用“正常的”或“反常的”这类术语，实在令人惊奇。

　因为这充其量只表明这位学者是在按个人口味处理客观资料，其“研究”不过是个人立场的表白。

　我们的调查表明，没有任何一种释放途径或频率可以称为“正常的”、“典型的”、“有代表的”它们只有差异。

　而且除了差异之外什么也不表明。它们分布的广泛及其相互间的连续向我们表明：所谓“正常的”和“反常的”之类术语，不在科学的词汇表之中。充其量说来，所谓“反常”

　也只不过表明某些个人的活动频率在人群中较少出现，或表明这类释放途径在总体人群中并不通用，但即使如此，这也只能表明这些个人稀少，而非“反常”

　再进一步说，我们在以后各章中将根据事实材料证实：许多在教科书上被确定为“变态”或“反常”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在人群中的发生率达到30％、60％甚至75％。

　因此，对这类行为来说，连因其稀少而被斥为反常，也不足为凭了“反常”这一术语，在医学病理学上是指与一个活体的生理健康相抵触的状况。在社会意识中“反常”可以指那些导致个人与社会适应不良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