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爱北京天安门

　那年主席带大军打到北平城下，有高人进言：“缓进城”为什么？因为这座城市实在太大，千年帝王之都上空蕴绕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博大精神之气，哪怕主席这样的伟人也得缓进——为了新中国能够长治久安，所以主席才在西柏坡盘桓数月，择进城宣布了那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否则建国还要早”老人们说。

　北京有多大，东西长160公里，南北长176公里，当年祥子拉着偷来的骆驼从南城外绕到北城外进东便门，足足走了半个月；现在在北京混的人，就是那帮“北漂”东城住了半年还没有跨过西直门半步。

　走在这座城市里，会从身体和心灵上迷路。

　每一天，这座城市都有20000名来自各地的艺人削尖脑袋找路子；每一天，这座城市都有五湖四海的乡镇企业家揣着支票想做大做发；每一天，这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颗理想被粉碎得如沙尘暴的粉末然后重新勇敢聚集，再被无情粉碎。

　一座七八糟的超巨大的城市，可爱且可恨，像昨晚刚吃一顿涮羊的胃口，它可以包容一切，可以消化一切，有的就留在身体里成为某一部分，有的则是从下边不声地排泻出去。

　最前卫的想法在广州，最炫丽的玩法在上海，我们不认为北京是头脑，是心脏。它其实是胃，它不排外，可也别指望它怎么热情地待见你。

　北京是很牛，不管不顾别人想法的牛。大街上随便一小孩就可以对你大讲“沙尘暴的忧患和治理”一个没牙的老太太就可以高屋建瓴地分析国家大政方针。京片子嘎巴嘎巴的，也不晕镜头。哪怕吃的只是炸酱面，也要管国家大事。

　后来拍了一个《决战紫之巅》，刘伟强（该片导演）一定没去过北京，至少没进过紫城，把个布景得金壁辉煌，衣着光鲜的。其实真正的皇宫就是大，并不精致，皇上就是高高再上，但并不是小帅哥——崇祯皇帝拿着宝剑追砍自己的女儿“愿汝生生世世勿在帝王家”苦啊。

　真正的北京人已经不去“三里屯”了，北街是农民去的，南街是外地人去的。真正的北京人现在去“后海”也就是朱自清在我们小学课本里写过的“什刹海”真正的北京人看不起上海的“新天地”“那哪儿是泡吧，就是一新型的音乐茶座”眼神斜斜地说。

　“后海”酒吧全是老房子“老白的家”、“莲花”、“可汗督吧”…那里的一只门把手都有上百年历史，一只烤红的铁炉子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你可以把从西山上砍下的柴禾送进去让熊熊火苗打在脸上，也可以与小厮谈尽天下事，但从不赊账，晚上看什刹海的湖面变变结冰，早上听冰面“哗哗”的融化。

　生活于是生动起来。

　这是北京人认为的品味，是“CLASSIC”不是很新的“新天地”能够比的“大”和“老”是解读这座城市的密码。

　遗憾的是，这么大这么老的城市，在足球方面却找不到太多的根基，无论大连还是上海都在100年前开始踢球，但北京——我们中能从谢洪的《京都球侠》里寻找传说中的香火。直到主席从西柏坡走进这座城市，把“北平”改回为“北京”王俊生、史万、徐福生等才开始踢球。

　“幽圳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是成天府之国”、这段古文有点不靠谱，这是因为它的自然环境和“天府”沾不上边。忽必烈攻进北京就命名了许多“海”北海、西海、中南海、什刹海——这是因为生于草原的他从没见过海，一洼水面也就是天下美景了，后来他打到杭州打到福建应该有点后悔。

　但是我爱北京，从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小时候“前门”附近出售的陶罐装正宗酸和现在永定门附近的“朋轩”羊褐子。

　冬天，走在来不及扫净的雪地上，听脚下“吱吱”唱，昨夜的一场宿醉还有点上头，夏利出租车的收音机里传来陈升清唱的《北京一夜》——“OneNightIn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

　北京，幸福只在区间1994－1997

　[根据回忆，北京国安幸福生活是这样开始的：最早想买北京队的居然还有中远集团，就是现在的那个“中远”中远、中建、国安三家国营大集团要和北京队联姻…]

　北京国安俱乐部直到挂牌那天还没有制作出属于自己的队歌，有人唱起了《京都球侠》的曲子，就招来此骂：“那些个人最后可都是被老佛爷拉出去‘咔喳’掉的，你这嘴怎么这么欠。”

　事实上北京国安创造了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像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像《贫民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很多年以后，患了结肠的老金在协和医院的病榻之上还长嗟短叹：“那球，踢得够味！”这也是老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北京国安的幸福生活只在于1994-1997这个区间，越往后，越加七八糟，像一场关于恋爱的考古。

　根据回忆，北京国安幸福生活是这样开始的：最早想买北京队的居然还有中远集团，就是现在的那个“中远”中远、中建、国安三家国营大集团要和北京队联姻，但市里边说“球队产权不能全部搬光”但正是中远要球队产权，所以出钱最多的是它，生意最后没成。

　历史不能翻看，翻看就会觉得趣味盎然，这个细节没有我问过徐泽宪，但国安注意将成为北京足球的伙伴，因为这家公司太符合北京这座城市的性格了“大公司、小政府”是中信国安最正确的定位，李士林答应了市里边所有的要求，他不懂球，但爱球。

　像是天意注定由国安来走完甲A10年，当时的合同价才140万人民币。商量队服颜色那天，老金看着先农坛的青坪说：“绿色”就绿色了，没人想到这个绿色会给这个缺乏植被的城市带来无限生机。

　1994年北京国安才打了甲A第8名，但它2比1赢了AC米兰，而且是清一国产球员的情况下赢的“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来干”国安的人永远那么牛，赢球那天，有电台点播出了《京都球侠》主题曲，但其实这两件事根本不靠谱。

　[老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活得这么老实，年底他被请到浙江大学做报告，就是后来金庸经常去做报告的那所大学。他挥舞着手对学子们说：你们是21世纪的栋梁，把直，中国人不怕外国人…]

　冬天的一场大雪后，北京国安的运势开始爆发，与此同时爆发的还有北京球迷发明的“牛”1995年春天，李士林大声说：“今年，哥儿要是给我打进前三，我就买房子奖给你们”下面人头攒动。那个年代房子是最大家的一笔财富，意味着生活可以因“二居”、“三居”而稳定安康。散会时，谢峰和曹限东探讨起了装修的风格“一定要榉木，而且是红榉。”

　真正的国安队员和国安球迷没觉着“牛”这个喊声有什么不好，在那个奋发向上的年代，没有人会把它与畜类生殖器官扯在一起，它反而是一个声频记录，闷声闷气地像低音重炮里发出的美好记忆。

　你马上去问老金关于1995年，老金还会说：“国安年、申花运”意思是北京国安创造了1995年，只不过运气在申花。老金不算夸张，北京国安队那年就像一个情四的京城帅小伙，让人着。

　那一年发生了好多事。

　最后一场比赛2比1胜宏远，全场人都在先农坛球场燃起了打火机，莹光闪闪的，不时响起一次打火机燃烧过度而炸碎塑料机壳的声音；球场外老字号的“南门涮羊店”彻夜未眠，警察调解了二起小纠纷，说：“再闹，再闹明年不让你们看球。”

　第二天一早发生了一件事，胡建华、郭维维、谢少军、吕军头一个来到队中，齐刷刷向全队鞠了一个躬，因为他们每人分得一套房子，无比感动的样子。因为原本分房子的只是曹限东、高峰、谢峰、符宾，老金连夜给老板李士林吁请“一定要再奖励那四个老的。”

　一共8套房子，按照国营单位“福利分房”的办法分红。

　老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活得这么老实，年底他被请到浙江大学做报告，就是后来金庸经常去做报告的那所大学。他挥舞着手对学子们说：“你们是21世纪的栋梁，把直，中国人不怕外国人。我们做的还很差就得到你们这么热情隆重的支持，我们很不安，等我们屹立于世界先进足球之林时，再祝贺我们吧！”挥手之间，他老人家没想到中国足球屹立于世界先进足球之林的日子还太遥远。

　国安的绿球衣卖火了，40元一套还要排队，正版的国安下属的小公司“国安新航线”制作，在西单销售的盗版球衣则地开花，二者相辉映。

　王军在俱乐部会议上驳斥了“保6争3”的提法：“要争就争第一”李士林、老金、杨祖武、胡建平频频点头。“国安永远争第一”如此出台。

　[1996年，高峰和那英的事情最先是由香港的报纸捅出来的，伍绍祖就打电话给王俊生，王俊生再打电话给金志扬，金志扬再打电话给高峰…]

　1995年年底，高峰和那英认识了地点是在北京市工会，一个晚会上。有很多“八卦”版本描述这次相会，但只有一个最接近真实：队友簇拥着高峰起哄，但最后是那英走过来向国安英雄高峰表示祝贺，高峰有些腼腆，还是说了一句“我们都喜欢听你的歌”那么一点点像辣妹与小贝的第一次见面。

　1996年，高峰和那英的事情最先是由香港的报纸捅出来的，然后全国各地转载、加工。不久，工体的铁门上就写出了“那英、XX”、“高峰，XXX”等字样；不久，伍绍祖就打电话给王俊生，王俊生再打电话给金志扬，金志扬再打电话给高峰“这样怎么行呢？我们不管不行啦。”

　高峰的出没越来越神秘，传闻还夹杂着曹限东和孙悦。

　不过，2比1胜阿森纳，0比0平AC米兰，甲A第三以及足协杯冠军是国安这一年的骄傲。格雷米奥队因点球输了，斯科拉里发出一句魔咒：“中国队进世界杯，没戏”国安全队都撇撇嘴。

　那时国安队常常进球，进球后常常喜欢绕场狂奔，王俊担心：像这样下去，南方这厮会一口气冲到东三环处去。

　[张路在回答“国安新目标”时，大义凛然地说：“我们有决心——‘5年内一定争中超冠军’！”立马有人反驳：人家上海都说明年一定拿冠军…]

　高峰、谢晖、曹限东纷纷走了，三杆洋来了。9比1是1997年7月20发生的，老金骄傲地说：“这个比分前无古人，我估计后也无来者了。”但在开场前他心里没底，专门问过黄健翔“你看我们队那几个外援怎么样？”黄健翔查阅资料后，说：“确定不是水货，冈波斯还是正牌国脚。”

　走了的人回来都往死里干国安，每个走了的人回来都进球成为一个“叛逆规律”；后来老金带着天津队击败国安队，让乔里奇立马下课。有人把这规律说给李士林，后者大怒：“走了的，就都别回来。”

　祥福到国安很辛苦，还得了蛇，但他1998年获得第6，1999年夺得第3。他是国安甲A10年最后一个承继者。

　李士林总喜欢闹“退出”以2000年那次最盛，事情由王涛肘击延边队员被张业端红牌罚下而引起，李老板不干了，不仅发传真给中国足协“最后通牒”而且在国安俱乐部开新闻发布会说：“足协不处理张业端，我们就退出”有人问：“那我们参加什么比赛呢？”李士林说：“我想好了，我们把全队拉到国外打商业巡回赛”众皆哗然。因为没有人可以邀请一支中国甲A队打商业巡回赛。

　李士林才不管，他生着闷气回到了香河老家，那里有国安的一块基地，对面是国安提供给中国足协的一块正在兴建的地皮。据说当地有官员马上赶来安慰他，还问：“对面那块地，咱把它收回来吗？”

　事情并不是赌气这么简单。国安还得参加比赛，地皮还归中国足协使用，王军宣布：李士林退位，李博伦顶替。

　国安渐渐没有了往日的生动。高峰、谢晖、曹限东、高德波带走了亮点，老金带走了、气、神。魏克兴虽然敬守职责，但怎么看都像一个过客，虽然他用右手出一张扑克为国安争了第3名。

　冬天，工体的草坪被第一次刷上油漆。

　卡洛斯更是一个过客，他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来到一个错误的队。这个“巴西农民”在离开这座巨大城市之夜，面对批评，只是连说了三个“是的”、“是的”、“是的”

　在北京的彼德比在上海之彼德更有影响力。他喜欢在生活中“耍”但在球队工作中不“耍”关于他的女朋友们的绯闻与他对国安新人使用的新闻同等重要，2002年他得了第3，也许应该是第2。这个保守的俱乐部与这个开放的老外之间必然要展开一些斗争。斗争结束时，彼德离开了。

　杨祖武接手的是国安的第4个险段。第一个阶段是老金和高峰他们的，激动人心；第二个阶段是祥福、克兴的，尽心支撑；第3个阶段是彼德、卡洛斯的，起伏不定，是不是把“国安永远争第一”改为“国安5年争第一”呀？杨祖武之第4阶段很短但很重要。

　故事的最后是：张路在回答“国安新目标”时，大义凛然地说：“我们不会像外界传闻的那样舍不得花钱，我们有决心——‘5年内一定争中超冠军’！”立马有人反驳：“人家上海都说明年一定拿冠军”

　城市英雄：三个北京爷儿们

　[李士林]

　把李士林当作北京的城市英雄要冒风险，因为他口碑不好，但这个世界上口碑不好的人并不见得就不是英雄。至少是李士林在1993年的一次谈判后把北京队扛在肩头，而且与它同喜同悲。

　前两年他很容易就可以把自己的性格烙印在国安队身上，现在他隐退了，在幕后说话没有那么方便，他甚至忌讳说“幕后”这二字。但国安宾馆、国安俱乐部楼道里每一天都在散发着他的气息。

　这是个喜剧也是悲剧，对李士林本人的无限敬仰是这家俱乐部维系至今的定因，同时，没有人敢对他说“不”字也成为这个象征的情因。李士林有一天感慨万千：“真不是我的事儿呀，不是我不想出钱，而是下边办事儿的人告诉我就这么着行呀！”

　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源在于李士林不懂足球。

　那天输给老金带领的天津队让李士林很没有面子，他冲进休息室对全队说：“明儿拉到香河基地去练，给我狠狠地练，专练各种角度的门，90度的门，180度的门！教练、队员们想了很久想不明白“这90度门不就出边界了吗？这180度门不就踢进咱自家门里了吗？”但不敢笑。

　那天0比1输给厦门，他又冲进休息室：“那个‘驴蹬腿’似的是怎么搞的？还想不想干，我看这个队员就半年之内别上场了，俱乐部老总也扣发半年奖金。”虽然兵源紧缺，但杨祖武、张路面面相觑不敢劝。

　那天王涛因肘击延边队员被红牌罚下，李士林不仅闹“退出”而且召集北京记者一起来看比赛录像。他认为王涛根本没犯规，所以就要对薄公堂：“张路，你常在中央电视台讲球，今天就在这儿给记者讲讲这个裁判误判在哪儿。”其实张路也认为这应是张红牌，但碍于老板的面子，就只能绞尽脑汁找出一套说词证明裁判的“错判”情状极尴尬。

　不懂球，但爱球。公正评价李士林对北京国安的付出有助于了解这支球队历史。据说，在文革时期保过王军他才坐上这个位置，据说他退伍之后还在朝外开过公司，但经他手里为这支球队开出的支票绝对是甲A老板里最多的，要求一个前退伍军人，一个北京糙爷门于足球业务是痛苦的，他有他的问题，但当年是他向王军力荐要搞足球的。

　李士林说：“国安还要出钱搞足球”并声明：“绝不说大话，使大钱。”我们拭目以待。

　[金志扬]

　如果金志扬没在国安，就没有国安了，正是这份功劳让他最后以“居功自傲”离开国安，很合理的逻辑。那天李士林进入休息室，老金正光着膀子给队员们讲战术，有人提醒：“老板来了”但老金仍然不管不顾，因为这块阵地的主角是主教练而非老板，仍然光着膀子。

　虽然从“小、快、灵”到“快、抢、前”有点绕口；虽然有人说老金正好赶上了一个人的好时候，我们还是怀念老金头在休息室里气回肠的“、气、神”

　老金最后负气离开了国安，再也回不去。但他热爱北京足球，有一年在上海输了球，他在公车上听到两个上海人数落北京队的不是，火了，当时就干起架来了“1995年给我两个外援，冠军就是我的”情愿相信这句话是真的。现在老金躺在病榻上，想想可能永远不会实现，这无所谓，他就像皇城下一块青砖，很坚定地矗在那儿。

　[高峰]

　原来高峰用的是脚，现在用的是手了。年轻时他琢磨着如何把球打进30米开外的球门，现在琢磨的是如何把高尔夫打进80杆。

　当年的高峰比现在帅，因为他有事业，现在他烦了足球，人没了气神后就显得不那么帅了。

　这是高峰选择的生活方式和终结方式，这个当年坐火车从沈来到北京的东北青年可能明年和那英正式成婚。生活开始完全走入正轨，也许不。

　以后的事情对高峰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他已经拥有一个风花雪月的昨天，像英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