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难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无论“捍卫五四”还是“颠覆五四”在今天这个言说泛滥的时代,恐怕都只具有当下话语的意义,所捍卫和颠覆的,其实都是某种现实,与“五四”本身的关系,虽不能说是“干卿底事”却也实在构不成一种“映
”因为我们和“五四”之间,已经隔了一座又一座长长短短的亭子,而我们自己,还在继续建造我们的亭子,所以“五四”首先从现象学的意义上来说,是“往日不可追”的。
其次“五四”的风采气象,也是我们只能神往而无法仿效的。“五四”之前和“五四”之后,中国都不乏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或者用貌似学术的说法,叫做“学生干政”(不明白为什么学生关心政治,就叫做“干”学者,以舌杀人者也。)但“五四”是惟一取得全面胜利并且左右了此后国家发展趋向的一次。为什么?
“五四”的全面胜利并不是由于北洋政府的民主开明(依照某些时髦学者的说法,北洋政府比国民
政府民主,国民
政府又比×××政府民主),而是由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无力。
而学生们为什么要闹“五四”?恰恰是因为学生们愤恨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无力。
北洋政府软弱得发不出薪水,发不出军饷,丧权辱国,内忧外困。国家一盘散沙,人民怨声载道。明明是“战胜国”(1919,不战而胜),却享受战败国的待遇。而中华民国已然成立八年,学生们所受的教育是现代“文明”教育,他们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理当有平等的一席之地。罗家伦等“高材生”就十分崇拜威尔逊,相信列强是会跟中国讲平等博爱的,全是中国的政府不好,不爱国,不敬业,不强大,不权威。因此,学生们揭竿而起(他们挑下曹汝霖家屋上的瓦片,号称“揭竿而起”)的目的,是热情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强有力地管理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统一、富强,外无寇,内无匪,安定团结,欢乐祥和。那样,21世纪就会是俺们中国的世纪。(那时就不必再跟威尔逊们讲什么平等了。)
于是“五四”的学生们就闹得令我们今天颇有几分难以接受。他们闯入私人住宅,殴打国家的中央级领导(章宗祥跑入一家油盐店,被学生追上去,打得半死),还放火烧房。(这不就是“打砸抢”吗?主张“文革的
源是五四”的学者又有了“扎实”的论据。)这从法律上来讲,无论如何是要到法庭上去给个说法的。所以警察抓了32个学生和1个店员,应属于正常执行公务。
可是学生大闹特闹,硬说赵家楼的火是老曹家自己放的。政府无奈,第三天就放了人。学生一看政府是纸老虎,就从此天天游行,
叫骂。政府气急败坏,没心没肺地一下抓了一千多名学生,关在北大的二院三院,用了六七百名军警看守。没想到北大学生全体出动,扛着行李,要求集体坐牢。消息传到各界,全国沸腾,罢工,罢市,罢教,罢演。政府撑不住了,马上到“监狱”给学生道歉,恭请学生迈步出监。学生反倒端起架子,就是不出来。经过再三恭请,学生终于给了面子,出来了,临走顺手把警察给反关在里面。政府什么也没说,连夜批准曹张陆三个卖国贼“辞职”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文告恭恭敬敬送到各个学校,像小学生给老师送检查一样。最后,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五四”运动到此大获全胜。
“五四”以知识界对政府的
倒
胜利而告结束,于是,政府就理所当然地服从知识界的指导:强化自己。这强化没有几年,就出现了知识界未曾料到的问题。“三·一八”惨案中,政府用刀
对付学生,大开杀戒,连鲁迅这种看透历史的人都连呼“竟不料”此后的政府就越来越强大,统一了中国,消灭了军阀,赶走了鬼子,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蒋委员长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领袖之一。可以说“五四”的政治目的完全达到了。然而,学生再也不能自由地游行了。也就是说,呼唤强权政府的“五四”是在软弱政府之下出现的,最后却在出现了强权政府之后,丧失了“五四”的气象。这能说是“五四”的错误吗?
目前泛滥着一种学术套路,凡是现实的问题,一律到历史中去挖
源(可以叫做学术上的“揭批查”)。现实为什么不好?是因为“文革”把人心搞坏了。“文革”为什么那么坏?是因为“五四”破坏了传统文化。沿着这个思路,可以一直追到上古,追到混沌初开。现实为什么这么坏?是因为上帝造了人。不是说历史与现实没有联系,而是应该认识到,现实问题的主因还在现实。如果说现实都是由历史决定好了的,那我们还研究什么学术呢?研究历史的目的应该是研究当时的“现实”因素的互动,以启发我们应对我们今天的现实。如果把罪责亭亭座座地向上推,等于是逃避对现实的审视和判断。历史是不可追的,不可更改的。倘若是有了“五四”便有了“文革”有了“文革”便有了腐败,那实际是义正词严地声讨死者,而宽恕和纵容了所有活着的凶手。
否定“五四”顺理成章地就会否定革命,否定启蒙,否定“为人生”否定一切为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所做的牺牲和努力。否定解放区,抹杀十七年,消解鲁迅,嘲笑雷锋。思路淆
的不会是历史,它只能淆
现实。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论点。但这样的双方论点,都是没有多少学理价值的。即便它在否定“四人帮”它的历史观也跟“四人帮”是一致的。“四人帮”的最大错误就是犯了“改写历史狂”结果在虚幻的改写历史中,既淆
了别人的也淆
了自己的现实。
所以,对历史的态度无论是直面,尊重,怀疑,消解,否定,都没有本质上太大的不同。不同的是对现实能不能、敢不敢直面,尊重,怀疑,消解,否定。告别革命也好,告别反革命也好,都如同悼词中的套语废话,反正告不告别它都不存在了。只有对现实生活充
关爱的人,才会写出诚挚的悼词。学术研究也是一样,首先保持了对现实的感悟,才会不执著于对“五四”的或褒或贬。“五四”是难追的,我们能够追上的,是我们眼前的这个随时可能
缰的时代。
(此文系为纪念“五四”运动研讨会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