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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木头匣子
 高福海的家坐落在一个高坡上,是一幢黑黢幽暗的大房子。那房子简直就是个放大了一千倍的木头匣子,而且是用无数块千年硬木板做成的木头匣子。

 车子快驶近冈古拉场部时,直觉告诉我,我这是来到了天地的尽头,真是一派无边无际的落寞寂静啊。环顾四宇,浅灰色的阳光在无聊地晃来晃去。我只能听到自己在息,听到场部空地前那几棵高耸的白杨树在叹息。还有一种声音是间歇发出的,你无法找到它的声源,但它又无处不在。那是某一片树皮、某一块铁板、某一摞砖块、某一条出头椽子或某一废弃了的烟囱…被冻裂时发出的“咔咔嚓嚓”声,一种很清脆,又很细微的声音,在天地间此起彼伏着。

 这一天,走一路,我们几乎没遇见一个活人。路旁偶尔才会出现一两个散放的家养驼群,三三两两地,站在一望无垠的雪地中傻呆呆地送我们。很多很多年前,我随老爸上这儿来过一次。也许因为那会儿小,心里关注的取向不同,那一回,我并没有感到这样的紧张和窒息。也许还因为季节不同,那回是深秋,多彩。而这一回的雪,既制造了无边的统一和单调,却也覆盖了它原有的荒芜。只是它实在太悠远了,地平线总是在那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发着光。一开始,一马平川,什么都没有。行驶了三四个小时后才开始出现一些起伏和沟坎,然后又是什么都没有,最后出现两三片不大点儿的林子,从林子里隐隐约约地还飘来一点点炊烟的味道。当时,我的心几乎要跳出嗓喉眼儿了——要知道,我不是条头顶小花的黄瓜,我也曾不止一次深入过各种各样的荒原腹地,从小也生活在同样开阔宽广的哈拉努里戈壁滩上…但当我们的车队,由韩起科带来的那辆拖拉机和镇政府派来送我的那辆老解放,还有一辆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老式吉普组成的车队,依旧一往无前地向前驰去时,看看正在向地平线低头靠拢的那个黄白黄白的太阳,看看身后在雪地上拉得老长老长的车影,我还是出现了短暂的恍惚。我用力握紧面前的铁扶手,感到腹部水得厉害。我要求停车方便,悄悄镇静一下自己。而在后座坐我左手的那个叫“范东”的娃娃,虽然五音不全,却一直在低低地哼着列宁最爱唱的那首《华沙工人之歌》…在我右手紧挨着我的,是马桂花。她一路上一直在问我“冷不冷?”车行一小时后,她就下她的皮大衣,来包裹我的双膝。后来她又要给我她那条加长加厚的围巾,(我知道我应该拒绝,但它实在太暖和了,而且透着一股我从来也没有闻到过的那种青草汁儿和旧炕席的气味。这是一种特殊女孩身上的特殊体息。它非常强烈,也非常复杂。而且她老说:“您围着吧。它其实不脏。”我知道我再推就不好了。)韩起科坐在前边副驾驶座上,他老取一个姿势坐着,斜斜地靠在破旧得已出棕絮的椅背上,抱着自己的双臂,即便全车的人都在某一时间段里瞌睡过去了,他都不会睡,一直在用一种深思的眼光注视前方路面,老在提醒司机“有坑”“收油门,下坡了”等等等等。最有趣的是那个叫“赵光”的娃娃,他独自在前边操控着那辆履带式拖拉机为我们开路。他每隔两三小时,就会突然停下车,大喊:“!”“!”然后,解开扣,掏出家伙,在雪地里一边跑,一边;顺着跑,倒着跑,有时还侧着跑;总是边跑边。有一回还钻进吉普车里来拉马桂花,非得让她下车跟他比试,看谁得高。马桂花红起脸冲下车,一下把他摁倒在雪窝窝里(他的个头还没马桂花高),抓起一大把雪进他的裆。赵光这狗孩儿笑着跳起,捂着自己的裆大叫:“哎呀,坏了坏了,冻硬了,真冻硬了。桂花姐,求您了,帮我暖和暖和它吧…”车行七小时零九分半钟,前方高坡上终于出现一个画着大红五角星和小黑雀的木牌。木牌足有四五平方米大。木牌子上写着“前方三公里→冈古拉农场”我原以为,终于“到家”了,小分队的这几个娃娃兵该欢呼一下,雀跃一下,却没想,闹腾了一路的赵光这时反倒老实了。范东也不再哼唱他那个“华沙工人之歌”了。倒是分队长韩起科慢慢下得车来,缓缓地向前走两步,双手叉住,来回转动了几下上身,回过头来冲着我笑了笑说道:“冻坏了吧?赶紧到招待所暖和暖和!暖和暖和!”

 场部就坐落在一条大干沟的对岸。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被收拾得如此干净,整齐。场部所有的建筑物,虽然也都是些土块垒的“泥巴玩意儿”但看得出,全经过一番精心统一的规划,房顶上一水儿铺着红褐色的瓦块,连烟囟的高矮大小都完全一致。但是在干沟底部却聚集着一大片杂乱不堪的土房。韩起科告诉我,这是“盲”们聚居的地方。他们不属于农场的正式职工,既不在籍,也不在编,但归冈古拉农场管辖。他们是冈古拉的“黑户”又是农场一支重要的劳动大军。他们中间很可能混有逃亡的“杀人犯”或“政治犯”农场曾按他们自己填报的老家地址,发函去调查。百分之六七十的回函都只有一句话:“查无此人”冈古拉过去还有一类人也是被要求“单独居住”的,他们被称作“新生员”也就是刑释放人员。划分给他们“单独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作“新生队”只是前些年,边境上不太平,常有或大或小的武装冲突发生。为安全起见,上边决定,内迁这些“新生人员”一夜之间把他们后撤了五百公里。冈古拉这才不见了“新生队”这样的编制。韩起科这小子跟我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总保持着一种很平静的微笑,甚至是很温和的微笑,真的让我难以想象他从小是什么“生喝狼”和“生吃牛羊”长大的。后来,跟他混了,我拿这话问过他。他听罢,又一次温和地笑笑,旋即从出一把锋利的短刀,从一头刚宰了又剥完皮的羊身上熟练地切下窄窄一长片带血丝的条,放到自己的嘴前边,然后像面条似的,哧溜一声,将它进嘴里,有滋有味儿地大嚼起来,然后笑着劝我:“真的很好吃。不信,您试试?”那笑容依然是温和、平静和从容的。

 但这小子肯定不是个可让人随意拿捏的生面团。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作证。这一路上,马桂花和另两个小分队成员,范东,赵光,很快就跟我厮混了“校长”长“校长”短地叫个不停。就他,这个狗孩子,不管如何的平静温和,礼貌得体,就是听不到他叫一声“校长”而且很明显地让我感到,他是在有意回避这个职务上的称呼。他是在等待,等待他那位“高场长”对我最后的认可。他不管上头怎么任命我、怎么称呼我,他要看高福海的态度,看他的高场长最后是否接纳我。果不其然,一到场部招待所,只等我安置好行李,草草地洗了把热水脸,端起新沏的茶,稍稍啜过两口,还没等我把冻僵的身子全部暖和过来,他便微笑着进屋来通知我:“可以的话,高场长想这会儿就请您上他家里去坐一坐。”

 这么快就要“验明正身”?行动果然干脆利索。我赶紧去行李包里取出那些调动任职手续和粮油户口关系。他却说:“这些,您交给我就成了。”完全一派“大内总管”的架势和口气。说罢,他已经先期走到门口,闪在一旁,替我起了棉门帘;待我一出门,便反身“咔”地一声用一把一公斤重的铁锁,把门给锁上了,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钥匙到我手上,并不紧不慢地在前边带起路来。到这会儿,他依然没叫我一声“校长”真是“做出事来,滴水不漏”

 高福海家坐落在场部后头那片高坡上。高坡上有一片林子。他家就坐落在这片林子的前边。一踏上去高家的路,我又大感意外,这居然是一条完全用木板铺成的路。路虽然不宽,但来回也能过两辆大车,还一水儿地用某种我叫不上名来的硬杂木料铺成。那木料青褐中带些暗红,颜色跟老旧的血迹差不多。(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黑杨树板子。)我去过很多县镇农场,在各种各样的中心街区里见过各种各样的马路,但真还没见过一条纯粹用木板铺成的路。几十年后,我有可能出访美国的大西洋城,在那儿也发现了一条纯粹用木板铺成的路。站在异国的木板路上,眺望不远处波涛汹涌而又浩瀚无边的大西洋洋面,在我心里一阵阵翻滚着的,却依然是对冈古拉的回忆…

 …难以想象,高福海的这幢大房子,整幢都是用黑杨树板子建起来的。它黑红黑红地耸立在一片洁白的雪窝窝中,像一个用千年硬木雕就的大匣子。屋里看不到火墙,但又特别暖和。以后我才知道,他自行设计了小锅炉送暖,暖气管道都预置在地板和天花板里头了。墙体板都是双层的,中间填了足够的石棉、石灰和玻璃纤维。绝对保暖,还防火防。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间用来接见我的大房间称之为“客厅”这里没有沙发之类的奢侈品,但靠墙却个儿挨个儿地放着十把(十二把?)白松木做的靠背椅子,一水儿刷着橘黄的油漆。活儿全出自农场加工厂那帮无师自通的“细木工”之手。货真料实,却又糙笨重。包括那个两头沉带八个抽屉八个桌腿的写字桌,还有那个铺着墨绿色桌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桌腿一准有房梁那么顸,也都绝杀般地油成了橘黄。另外一样陈设是我应该想到,但又不可能想到的是,这大房间里养着许多盆(许多桶?)在北京南城小胡同大杂院里特别多见的倒挂金钟、大叶海棠和石榴。足有二十盆左右吧。我没细数。那钟形的花骨朵,以经典的口冲下的形状,悠然地倒挂着。每一个萼片垂下后,又微微向上卷起,均呈红白双,应该说是个名贵品种了。而那大叶海棠却是我也喜欢的东西。我喜欢它略显犷的大叶片上常常生泛出一种雄浑的紫。以后我还发现,这位高福海同志还喜欢另一种带有紫的东西——发了芽儿的土豆。冈古拉地处高寒,以出产土豆闻名遐迩。高福海特别喜欢在自己的案头上搁个大土豆,将它养在一个大糙海碗里。那土豆足有小孩儿脑袋那么大。土豆存放时间长了,得着气,自然会从芽眼儿里冒出一枝枝芽茎。那芽茎紫兮兮地,虽说鲜,生脆,却大,茁壮,长着一点小刺儿似的东西,出一副狰狞相,但极富生命的意味。他喜欢看它的,充体质感的那种紫,喜欢看它们一天一个样儿地产生变化。每一枝都能长到手指那么长,那么,刺个棱棱地,虎视眈眈地向四下里张望。再长一阵,它就开始冒叶。一冒叶,它就秀气了。一秀气,他就把它扔了。再挑一个大土豆来养在那大海碗里。早先有人问:“场长,这土豆有啥可看底嘛?上边境的集市上给您买个巴基斯坦雕花铜瓶搁案头吧。”他啐他一嘴道:“你懂啥?啊?你懂啥嘛?!”以后就再没人多这份嘴了。

 我还注意到,他使的那个水杯,跟这一带大多数官员使的一样,也是那种从苏联进口来的镀银镂花铜外套水晶玻璃玩意儿。大房子里这时光线暗淡,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这个镀银的杯子外套,一直在桌子的这个角上,独自隐隐地发放出它幽深的亮光。(另一角上,摆放着的便是那个大土豆和它的糙海碗。)

 “你就是顾卓群?年轻么。”

 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韩起科把我领进屋时,他已经在他那把木质大圈椅里坐着了。没跟我握手,只是做了一个手势,请我在预先放置在他左前方的一把靠背椅上就座。他声音低沉,神情和蔼;也许因为耳背的缘故,一边说话,一边本能地象征地挪动一下自己身下的椅子,好像是愿意更靠近我一些,以便能更清楚地听到我的回答。

 “年轻么…”没等我回答,他又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这么评价了一句,并很安祥地打量了我一眼。没有丝毫的揶揄和嘲谑,反倒还出些许的羡慕和感慨。这也是出乎我意外的。

 这时,韩起科给我送来一杯刚沏的茶水,也想给高福海那只茶杯里再续点水。他却冲他略略地挥了一下手,当即拒绝了。韩起科立即乖乖地退到一边。在他挥手的一瞬间,本能地出一种完全不容对方违抗的威严,也让我一下屏住了呼吸。我注意到,他的个头并不高,甚至还可以说,有点瘦小。但多年高寒地区的户外生活,使他的皮肤呈一种灰暗的深棕色,脸颊和额角上的皱纹同样深峻,眼袋极为松弛。我见过许多在基层当头头的人。他们第一次接触像我这样既年轻,但又是从上级机关派来的人,往往在周到的礼节中会故意显现一点矜持,或者在热情中保持相当的警觉。而他给我的却是一个完全不设防的温和长者的印象。从他的目光中,还能明显感受他内心的疲惫…和…和精神上的某种迟钝。他为什么不对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陌生人掩饰自己这种“衰老”迹象?是他儿就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衰老”?还是他儿就没把我当外人防备?还是因为他儿就没把我当个同等量级的对手,觉得在我面前完全不必做任何掩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给对付了?假如这老家伙真是这种想法,那,我这次任务完成起来可能就要容易得多了。我这么暗自想道。

 然后,他常规地问了我一些个人和家庭的情况。正聊着,屋里的电话铃响了。响了好大一会儿,他没反应。(看样子,他耳朵的确有点背。)我和韩起科自然是早就听到了。但是,高福海不作反应,不发相关指示,我和韩起科自不便说什么。于是,电话铃继续顽强而固执地响着,终于传进了他耳朵。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要理会它。但这个打电话的人也够倔的。继续不停地在要着。他终于忍受不了了,脸带愠地皱了皱眉头,拿眼光示意了一下韩起科。韩起科忙进里屋去接这个电话。韩起科对对方这时候打电话来“扰”高福海,也不高兴,一拿起电话就大声说了句:“你干吗呢?高场长正说着话哩。啥事?我是韩起科。快说话。”因为他把嗓门提得高,声调也冲,说的那些话,在门外的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谁?你是谁?大声点儿。再说一遍…”他继续喊叫。高福海便向我解释道:“可能是个长途。这狗线路质量不好,接个长途电话,真费劲。”但,紧接着,韩起科的声音马上降低下来了,好像是要说什么悄悄话似的,并且还把通外间的门关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他神色匆匆地走到高福海身旁,附在他耳朵旁低声说了句:“您电话。”“什么大了不得的事,你接了不就完了?我跟顾校长正说着话哩。”“您还是去接一下。”“谁打来的嘛?”高福海瞪大眼问。“您…您还是去接一下。”韩起科怎么也不肯说出打电话那人的名字,只是低声地催促高福海去接电话。精明的高福海立刻觉出这电话非同寻常,便跟我打招呼:“你说当这场长受罪不受罪?整天陷在这没完没了的杂拌事儿之中。唉!你坐一会儿,喝口茶。赏赏我那些花。都是地道的北京品种。我连养花的土都是从北京拉来的。这里还是有些讲究的。你瞧瞧。瞧瞧。”说着,便支撑起行动略有点儿不便的身子,进里屋接电话去了。韩起科没跟着进去。不说别的,只按待客之礼,他也得在外头陪着我啊。但看得出,他人虽然在门外,心却还牵挂着里屋那个“非同寻常”的电话,颇有些坐立不安的样子;并且一俟高福海进了里屋的门,便过去一把把门严严地带上了,好似怕我“偷”听到什么。“出什么事了?”我心里暗自嘀咕。为了缓解现场突然紧张起来的气氛,我主动找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来跟他闲扯。他似乎也无心来应我的闲扯,老用眼角的余光去扫那里屋的门。过了不大一会儿,门突然开了,我跟韩起科都以为高福海打完电话了哩,便忙站起,去回应他。却不料他只是探出个头来,对韩起科嚷着:“你来替我接一下。这线路真没法再凑合了。”原来是他听不清对方说话的声音,让韩起科去替他接听这电话。

 韩起科进屋后,外边这“大厅”里俨然只剩下我自己一人了。我呆呆地坐着,不敢随意动。突然降临的寂静,使我越发不安起来。直觉告诉我,这个“非同寻常”的神秘来电,一定跟我有什么关系。否则,刚才韩起科的神情不会显得那么的不自然,也不会死活不肯当着我的面跟高福海说明那个打电话人的名字。

 “谁又在跟高福海通报什么情况?会不会是参加三五零八会议中的哪一位?”我暗自捉摸着,猜测着。高福海多年来虽然一直偏隅一方,但他有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分散在全省各条战线和各个部门,对他的能量绝对不可低估。假如现在有人向他“揭发”我此次来冈古拉就是来搞他的“情报”的,他会怎么对待我?想到这儿,我还真有点坐不住了。但我又劝我自己,不会那么倒霉吧,到冈古拉的头一天,居然就会被人“揭发”出来。如果真是这样,老天爷也跟我太过不去了。为了镇静下自己,一口喝干了茶杯里剩余的凉茶,起身上窗户子跟前去“欣赏”高福海那些心爱的“北京花木”但等我刚走到窗户子跟前,身后的门扇吱嘎一声响了,韩起科大步从里屋走了出来,对我说:“出了点麻烦事。高场长一时半会儿可能跟您谈不成了。他请您先回招待所休息。真对不起。”说着,他用另一部电话机,跟谁说了几句。不大一会儿,马桂花便奉命匆匆赶来,把我带回了招待所。而一直到我离开那个黑杨树板子建起的大屋子,高福海居然再没一下面,更没跟我招呼一下。韩起科也只是礼节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最后的握别,也很敷衍了事,没等我转身,他却径自转身回里屋去了。后来还是马桂花追过去叫住他,低声问了些什么。虽然离得不算远,但我已经走出门,开始往那个木台阶下走了,又不好意思站住了细听,只听韩起科对她吩咐了这么一句:“先按原先安排的做。有什么变化,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晚饭是马桂花陪我吃的。韩起科和高福海一直没面。从马桂花偶尔说漏嘴所透出的一句话里,我得知,这顿晚饭,原先高福海准备亲自来陪我。来不了的原因,是因为“出了点儿事”“不过也没啥。这些年,老有人对我们冈古拉有成见,瞧不起我们,想欺负我们冈古拉,但到了也没能把我们冈古拉咋样。伟大领袖主席教导我们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就是给这些人画的像。您吃。高场长说您不喝酒。您真不喝?在上头机关里待过的人很少不喝酒。高场长还说,您爸特能喝。他也奇怪,那样的老子生个儿子怎么不喝酒,转种了?”马桂花说到这里,忍不住捂住嘴,一笑。但她这番话却让我听得“胆战心惊”这位“高场长”还真把我了解了个“底儿掉”啊!她刚才说的那个“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是不是就是在影我呢?但看她那副特别纯真的样子,好像对我没存什么戒心,更没半点恶意,又让我稍稍放下了些心。她一边劝我好好吃,一边自己不由分说就先干了两个大白面馍下肚。要知道,这招待所食堂里的白面馍,一个足有四两重。吃完了,看样子还没够哩。后来,等我娶了她,在结婚圆房的那个晚上,我跟她开过这么一个玩笑:“桂花,你知道不,为了娶你,我可做了不少准备。最重要的一个准备,你知道是啥嘛?”“是啥?”她羞羞地问。我笑道:“攒了一百来斤粮票,准备供个大肚婆娘哩。”她刷地红了脸,扑过来要捶我,并啐道:“嫌我吃得多,就别娶我嘛。一百来斤,怎么够我吃啊?”说着,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唉,想起那一段跟她之间曾有过的单纯而舒心的日子,又怎知道后来会发生那样一些令人揪心的变故呢…

 吃罢晚饭,她又把我带回招待所。一路上神秘地保持沉默。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招待所不久前刚接待过那些退伍军人,处处还张贴着大幅标语,处处充斥着消毒用的石灰水气味儿。我们刚走进招待所大院那个月亮门,便听到有人突然从暗处大喊了一声:“敬礼!”我忙抬头去看,院子里早已“黑”一片冒出三几十人的队伍。随即,路灯也突然间亮了。(哈,这帮狗孩子,还跟我玩“舞台效果”哩。)随即,从队伍里便齐声响起炸雷般的喊叫:“校长。校长。,校、长、同志!”然后,作为当天的“值班长”那个一路上总用来逗乐别人的赵光,此刻却一脸严肃,用极正规的军事化跑动作,跑到我和马桂花面前“”地一下,向我敬了个军礼,并报告道:“校长同志,冈古拉农场高级中学全体学员(请注意,他说的是‘学员’,而不是通常说的‘学生’)奉命集合完毕。请指示!”完全规范,完全军事化啊,一扫我几个小时来内心的忐忑,甚至让我有点激动起来,下意识地整了下“着装”上前两步,站到队伍正前方中央,也向“同志们”回敬了个礼。(据小分队成员后来回忆,我当时那个“敬礼”动作,做得特“臭”要不是马副分队长事先给他们打过“防疫针”他们最不济也要给我一大哄。他们告诉我,马副分队长事前是这么跟他们打‘防疫针’的:据了解,新来的这位校长既没当过兵,也没受过严格军训,但是,只要高场长不改变原先的决定,我们就得对他表示一百二十万分的尊重和服从。不管他在检阅我们时,在队列前出什么“洋相”都得绷住劲儿,不得起哄。违者严肃处理。)然后,他们又以分列式的形式,分男队和女队,从我面前正步走过,再次接受我这校长的“检阅”

 …房间提前就烧暖和了,热水也打来了,甚至还给找了双拖鞋,搁在了前。我四下里一环顾,发现这招待所的房间里怎么没挂窗户帘子。所有的玻璃窗都明晃晃地直接冲着院子哩。我犹豫了一下,问那些小分队队员。他们争着告诉我,从前都是挂窗户帘子的。有一度,高场长还特别要求冈古拉的各公共场所的窗户子上必须挂窗户帘子。尤其对招待所,高场长要求更严格。他希望让一路辛苦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晚上能放心大胆,舒舒服服地在这儿睡个安稳觉。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愿意上冈古拉来出差,办事儿。这窗户帘子一直挂到前年吧,出事了。两个自称是来“出差”的青皮汉子,到招待所要了一个房间,洗洗涮涮住下。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来钟,那房间的窗户帘子一直死死地捂着,也不见屋里有任何动静。一直熬到下午了,还不见有动静。管理员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敲敲门,没人应。敲三遍,还没人应。管理员急了,赶紧跑去叫政法股的人,一起撞进门去。一人已经被砍死在上,另一人早跑了。茫茫冈古拉大荒原,跑一个人,假如他存心不想回头,也不顾及自己那个小命,你是绝对没法找得到他的。这桩杀人案至今没能破了。这也是自建场以来,少数几起没有能破得了的大案要案之一。从那以后,高福海下令,由场政法股发文,通令全场,凡是公共活动场所(含招待所)一律不准使用窗帘一类可能被“阶级敌人”利用来作案的“遮蔽物”

 “但我算阶级敌人吗?”我笑着问当时当当挤在我房间里的那些小分队队员。他们也都笑了。虽然答案是明摆着的,他们心里也都明白,但却没一个人正面应声来回答我,只是把目光转向他们的马副队长。马桂花犹豫了一下,悄悄跟赵光说了句什么。赵光立即上管理员屋里给高福海打电话请示。十分钟后,赵光乐不滋滋地拿着两条雪白的单,一溜小跑回来。队员们蜂拥上前,很快替我把这两块单挂到了窗户子上。可以看得出,队员们非常愿意在我房间里多待些时候,非常愿意翻翻我的“书箱”(那是两只原先装运固本肥皂用的木板箱),摸摸我那把断了弦的国产小提琴,轮着吹吹有两三个簧片已经在生锈的国光口琴,分析分析我那盆塑料花的制作“奥秘”——据说在北京上海知青来到之前,整个冈古拉都没一件塑料制品。还有两三位女队员,什么事也不做,就是跟蒜瓣儿似的相互挤靠在一个角落里,用一种特别好奇而又热烈专注的眼神地盯着我“看”我想她们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一定是都已经发育得很成了。在旷野上长大的她们,在许多方面从来都不知什么叫“自我掩蔽”她们这时候甚至都不会觉得,自己此时此刻的眼神已经有些发烫了。但,话又得说回来,她们同时又是羞怯的,或者不如说是“畏怯的”更准确。她们的这种羞怯也罢,畏怯也罢,同样也是天生的,出自本能的,完全无意识的。包括她们的队副马桂花,虽然她比她们在心理上要成得多,待人接物也更理智,但当时在我这个“陌生”的、还算是有教养的、特别是她认为已经得到她最崇敬的高场长认可的人面前,她也显得特别活跃,率,说话的声音比平时高出八度,行为举止也比平时快了好几个节拍。(哦,你们要知道“陌生人”对她们有多大的吸引力。空旷的冈古拉高地上很少有陌生人来到。从小到大,她们很少能见到陌生人,更别说是陌生的男人,更别说是陌生的年轻男子。至于说到“教养问题”女孩总是喜欢有点教养,有点文化的男子——我当然是指大多数女孩而言。)

 这时候,韩起科突然走了进来。脸色有点苍白。神色显得有点疲惫。显然,在我离开大屋以后,他和高福海一直也没闲着。很可能一直在商议刚才那个“神秘电话”的内容和应对方案,连晚饭还没来得及吃。

 “好了好了,该让顾卓群同志休息了。”(请注意,他在小分队全体队员面前称呼我的是“顾卓群同志”而不是“顾校长”)韩起科一声令下,在场的小分队队员立即恢复了常态,立即放下手里的东西,立即站起,一点都不表示遗憾地(虽然心里都有无数的遗憾)立即向门外走去。值班长赵光再次在院子里整队,报数,向左转,向右转,起步走“嚓、嚓、嚓、嚓…”一行人渐渐浸入早已浓得抹不开的夜之中。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两个女孩,在快要走出那极度昏黄的路灯光的光圈时,忍不住回过头来,留恋似的扫了我一眼。

 韩起科也跟队伍一起走了。因为他还没吃晚饭,要去“随便找点东西填补一下。”但是,他马上就会回来的,因为,高场长还要他跟我说点儿事。

 “啥事?”我忍不住地打探。

 “嗯…”他犹豫了一下,敷衍道“也没啥特别了不得的事。待会儿再说吧。我现在实在太饿了。”然后,他又问我,要不要留一两个小分队队员下来陪我说说话。“或者让马副队长留下?”“不用不用。她这一天跟着我已经累的了,让她早点回去休息。”我忙回绝。

 目送他(她)们渐渐隐去,我又在宽宽的廊檐下站了会儿。我不否认,有一瞬间我处在一种很有新意的兴奋之中。小分队队员们那一阵“众星捧月”般的相待,确实让我感到异常的自豪,舒服,充实和…足。打小至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十个人同时向我“低头”、同时很乖地听我吆喝、由着我摆布——虽然,这几十人只不过是一些半大的“娃娃”但你要明白,这些娃娃都是“生喝狼,生吃牛羊”长大的。他们是冈古拉的实际控制者。我明白,暗自为有人向自己低头,围着自己转圈儿而兴奋,说明我这个人实际上也世俗,甚至也他妈的蛋,但我还是挡不住要兴奋,挡不住地感到足。况且,这一刻,周围又没别的人,高高的树影和浑厚的天穹是不会来责备我的“虚荣”和“轻浮”的,我何不稍稍放纵一下自己呢…

 稍稍有点遗憾的是,没答应韩起科的提议,把小桂花留下来“说说话”…

 哦,冈古拉,冬夜的星空竟然是那么地澄澈,那么的原始…

 一个小时后,我突然打了个颤。我被一种声音惊醒。我问已经躺到上的自己:我睡着了吗?我怎么躺下了呢?韩起科“还要跟我说点儿事”哩。都几点了,他怎么还不来?我振作起来,翻过身去,从简陋的头柜上取小闹钟看时间。这时,那惊醒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哦,这一回听清楚了,是敲门声。有人来了。是韩起科?我猛地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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