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黄金十年云乎哉
　不知何人最先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政府时代，称之为“黄金十年”也许从国民的眼光看，那是难得的十年。但是即使如此，实在也“黄金”不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在财政、交通、工业与教育上的建设，根本无法掩盖那十年中，几乎是连年战、强寇境，国家命运的严峻，不下于北洋时代，而民生之凋敝，导致哀鸿遍野，以及对整个学术言论自由的压制，则尤过之。总之，蒋介石基本上要求一个服从的国民，而于此十年之间，从来没有认真谈过基于宪政的民主、人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会的改良等等。(参阅Chi，NationalistChinaatWar，P．29)

　许多中外民国史学者把十年南京政府，称之为一专政的训政时期。其实，斯乃胡汉民的理想，但他遭囚与放逐之后，并未能真正地实施，其结果如胡氏所说，成为走向个人集权的军事独裁。更精确地说，应是基于特务组织上的军事独裁，连国民都被“阉割”了(参阅CambridgeHistoryofChina，P．136)，此一军事独裁的头头就是蒋介石。因而蒋氏个人密切关系到整个南京政府的成败。

　外国学者旁观者清，较易看出蒋介石在知识上的短缺，理论的浅薄，对国际事务所知极为有限，只是一个十足的军人。(参阅Thomson，whileChinaFacedWest，P．12)其实，连军人也不“十足”之所以认为“十足”因误认为他系日本士官出身。一个士官毕业生，至少有相当的军事知识与才能，但事实上，他只是在振武学校习军事，与士官完全无缘。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始终拙劣，北伐前期靠会打仗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等，北伐后期靠冯玉祥、阎锡山等。他又先后依靠俄国军事顾问、德国军事顾问以及美国军事顾问。所以蒋介石军事上的成绩，如果除去这些人的贡献，绝对是不及格的。

　蒋于困难时，为了解决问题，尚可与能者共患难，但绝不可能享一点安乐，因其个人才智有限，下意识的自卑感，必然对能者疑惧，非除之不能安心。因此像古时候无能的帝王一样，唯有与皇亲国戚和太监们患难安乐与共。蒋介石没有太监，却有太监的替身。所谓“替身”者，即可由他随心使唤而效忠不懈的特务之类。唐纵记所记蒋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在纪念周的训话，可见一斑：

　(校长)并且要我们团结精神统一意志，实质担负的中坚使命，排除一切反革命障碍。统一意志就是要以校长(自谓)的意志为意志、服从我(自谓，以下准此)的主张，一致行动才可以报中国。(《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九)

　如此“统一意志”除了唐纵辈视为当然外，谁肯呢？汪、胡固然不肯，李、白与冯、阎也不会肯，难怪无法与蒋“团结”了。

　蒋介石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似也不能完全以蒋之意志为意志。但毕竟有用不尽的“内亲关系”姻亲之血更浓于水，在紧要关头至少可以“一致行动”宋子文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自有足够的理财知识和本领。他原是在广州以及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蒋把他争取过来，与宋美龄结婚后，这层关系更加稳固。然而宋在所谓“黄金十年”中，并不能起“黄金”作用，主要由于他对中国问题理解的浅和狭，远不能和他的西方知识相衬，那些西方知识也就难有“用武之地”最多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再加上不懂财政的蒋介石，时时掣肘，把国家财政视为个人的军需，令宋大有秀才遇见兵的尴尬，无可奈何的气愤。继宋为财长的孔祥熙，才学固逊，乡愿更甚，更能配合蒋氏无知无能的独断独行。然而无论孔、宋，以皇亲国戚的地位，主持财政，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免监守自盗，孔宋两家都成为富可敌国的家族，岂偶然哉！

　一九二七年以后的蒋介石，清反共，镇群众运动，早已不革命了，早已是反动派了。美国学者易劳逸称之为“一个产的革命”并谓蒋氏已把国民革命转化为军事集权，把国民变成一个法西斯政。(Eastman，TheA波rtiveRevolution，P。39-55)但是他嘴巴上仍然革命不离口，在他嘴巴里，连革命搞得最凶的共产都成了反动派了，无非要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法统。其实他所谓的革命，必须以他的意志为意志，所有不服从他主张的人非“逆”即“匪”这是一种霸道主义，邵元冲在记中留下一条，颇可透“蒋帮”的真面目，那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星期二，国民在九一八事件群情愤下聚会：

　全市员在中央大学开会，介石前往演说，中有一人稍施讥弹，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邵元冲记》，页七七六)

　“稍施讥弹”就被绑起来下跪，被“顿足怒骂”固无一点言论自由之可言，更无人权之尊严与保障。蒋介石和戴季陶辈的作风，何异于北洋时代的恶劣军阀。北洋大军阀冯国璋、段祺瑞等的脾气，还没有蒋、戴那样暴烈！

　北洋军阀固然是军阀，国民的地方军头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也被称之为军阀。蒋介石没有被称之为军阀，因其拥有中央，有大一统之志，所谓军阀每指军事强人割据的“地方主义”事实上，冯、阎、李辈何尝不怀全国，他们的民族主义不会逊于蒋。他们如拥有中央，作为也不可能输给蒋。蒋虽拥有中央，有志统一，但一直很“地方”只不过是他“割据”的地方较大、“资源”较多而已。他在一九二九年元旦向军校学生训话，说是“三年前立一个志，要统一中国，现在做到了”(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十一)，但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后，以为统一了，其实西南仍然形同独立，中共苏区犹在。美国公使在一九三三年年中报告，仍谓国民政府不成其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状态(NelsonJohnsontoS．K．Hornbeck，Junel1933)。一直到抗战爆发，同御外侮，才勉强可说是统一，已经是“黄金十年”的尽头了。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统一外，还想到国家的尊严和建设，然而这两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权利，自有助于国家的尊严，但除了一九三三年获得关税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权、租界、经济权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时日本不仅加紧侵夺利权，更进而侵占领土，使回收利权运动，显得毫无意义。至于经济建设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币制统一了，于一九三五年发行了法币，铁路与公路增多了，还增添了航空、邮政等等，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间，一共请了二十六位国联经济专家，提供农业、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见。但是根据经济学者鲍伍(DouglasPaauw)的研究，整个南京时代的经济是迟滞的。(见氏撰“TheKuomintangandEconomicStagnation，1928-1937，”JournalOfAsianStudies，Feb．1950，P．213-220)我们认为主要原因，除了国家预算入不敷出，岁收只能支付八成开销之外，就是军费浩大，占了预算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又与蒋介石有关，他美其名曰国防建设，实际上大力扩充其嫡系军队的装备，从事不断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可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

　我们可以发现，所谓“黄金十年”的实业建设，约有百分之六的成长率，似颇可观，但大都集中沿海地区，尤其是通商口岸，而外国资本控制生产，且以消费及服务为主，工厂规模亦小，全部员工不过两百万人，只占非农业劳力的百分之四，所以对整体经济影响轻微。(参阅Chang，IndustrialDevelopmentinPre-ComamunistChina)不仅此也，而其经济利益的考量又往往次于蒋介石个人的军事考量。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九三六年完成的粤汉铁路，根本是为了便于解决西南独立状态的军事动机。军事挂帅的经济建设多少促成蒋介石与德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蒋于北伐途中就已反共排俄，俄国顾问相继撤离，使德国顾问进来填补空缺。德国军官鲍尔(MaxBauer)于一九二七年到中国，以军事与工业合一之论，赢得蒋介石的宠信，于一九二八年被派往德国购买大量军火，于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时，在战场上死于天花，然已为蒋提供了以军事为导向的经济概念。接替鲍尔的是魏曹将军(GeneralGeorgeWetzell)，于中原大战时，就住在蒋介石的私人火车内，为战役做了重要的策划(见Kirby，GermanyandRepublicanChina，P．110)，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一九三三年以后，蒋德关系有新的发展，要因各取所需。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主要买主，同时德国于战败之后，大力振兴，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更大力扩充军备，极需向中国以军火换战略原料，诸如钨、钡、钒、镍、铬，完全取之于中国。早于一九二九年，德国即由中国获得其所需百分之八十八的锑以及百分之五十三的钨。钨为耐高热的金属，在欧战时即被视为极重要的战略物资，而钨与锑都盛产于湖南，难怪一九二九年三月四当蒋介石听到武汉政治分会调动军队，驱逐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时“怒形于”(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十三)，引发蒋桂大战。李宗仁还以为是他的两个军长得罪了蒋介石之故呢。

　蒋德间军事伙伴关系，如此依存，关系自趋密切，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派遣，实为顺理成章之事。据估计德国顾问在华工作人员有一百五十三名，其中教授博士十五人、将领八人、校官二十四人、高级工程师及技师四十人，此外还有非军人身份顾问。(参阅辛达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的探讨》，《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四册，页九十三至一O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魏曹将军介绍施克(HansvonSeeckt)将军接替。施克将军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至三十一，在庐山与蒋深谈，由朱家骅当译员，得到蒋的信任，被聘为“高级顾问”参与军事、政治、经济事务。普鲁士出身的施将军认为军队乃国家的象征，为政治的工具，以及统治权力的基础，尤与蒋委员长心心相契，积极希望德国顾问协助增强军队的素质，优秀军官的培训，以及建立在蒋一人统一指挥下的国军。当施将军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在牯岭重晤蒋时，蒋盛情款待，并给予每月二千美元的高薪，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蒋之嫡系部队以及军工业就在施顾问的设计下，进行改造，同时组成以法肯豪森将军(GeneralvonFalhausen)为团长的六十一人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新兵。蒋介石邀请德国顾问来华相助的动机，显然是因为仰慕德国的军事体制，及其法西斯主义，引外力以壮大自己的武力。

　在这个背景下，蒋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在牯岭与德方订立以中国原料与农业产品换德国军工业产品的密约，以加强两国关系。但是德方与广东陈济棠的易，犯了蒋之大忌，并向柏林抗议。结果德国外部既反对以物易物把军火给两广以触怒南京，也反对把军火输送给南京以触怒日本。由此可见，蒋积极图谋西南，尚有争夺自然资源的原因在，收买陈济棠的飞机起义，绝对是划得来的。地质专家翁文灏于此时受到蒋之重用，亦非偶然的了。蒋介石既定西南，与德国的易又畅通了起来。一九三六年七月，希特勒的国防部长赖清恼(GeneralvonReichenau)访华，授蒋宝剑以示敬意，答应军援，甚至政治上的合作，建议中德共同发表反共宣言，可见德国军方的兴趣甚浓，但在日本的压力下，德国外部持审慎态度。(参阅Kirby，GermanyandRepublicanChina，ch。v)希特勒更决定与日本共同反苏，并与洲国往来。一九三七年，孔祥熙驰函希特勒，盛赞德国元首为“我们大家的模范”(摸delforusall)，说希特勒是为国家自由、荣誉与正义而努力的伟大斗士，并代蒋介石致意，但希特勒连信都不回。(见Kirby，GermanyandRepublicanChina，P．238)

　相比之下，那十年的美蒋关系要平淡得多。美国于欧战之后已悉日本崛起于东亚，故有华盛顿会议之召开，意加以羁縻，并强调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利益均沾等原则，然而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高涨，在国际舞台上碍手碍脚，难有作为，更不愿逆帝之鳞，故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违反一九二八年不用武力解决争端之公约，美国仅以温和的“不予承认”处置，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军大举侵略中国，公然违背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美方仍不愿对方做经济制裁。在此背景下，中美间的官方关系实在乏善可陈。

　宋氏兄妹固有助于中美关系，他们帮助蒋介石了解美国，又为蒋介石游说美国。一九二七年蒋宋联姻以及—九三一年蒋介石受洗皈依基督，大有助于南京政府元首在美国的形象。然而这种良好关系仅限于非官方的民间关系，尤其是基督教会，导致大批传教士来华，其中不少主要人物经由宋美龄的中介，登堂入室，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传教士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他们也希望能改造中国，使中国基督化，甚至美国化，故积极参与乡村重建，办学校、设医院等等，晏初搞的定县实验区，尤为样板，多少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建设，然而杯水车薪，并无助于广大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要解决问题，除了需要技术革新外，首须扶助贫农、约束地主。但政府对农民的贷款仅占百分之五，其余仍从高利贷、当铺、地主而来。而蒋介石又一直认为农村的安全靠地主，故实际上是不惜代价扶助地主恢复其威权，对地方乡绅，尤视为反共的支柱。蒋介石拥抱耶稣基督，显然也有其政治目的，除了增饰在西方的形象外，未尝不想借助教义来增强反共的功效，但是由于蒋介石连温和的土地改革都反对，传教士的努力亦只能事倍功半，甚至无济于事。当然，日本的侵略以及发动全面战争，连有限的成绩也付诸东了。

　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的二月里，亲自在南昌发动闻名一时的“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动，并非偶然，显然要把它作为精神剿共，以配合军事剿共。表面上要唤起民众，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借此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等，实际上蒋介石想借此统一全国意志，服从他的领导，完成“消灭共匪”的使命。关于此一运动的思想渊源，言人人殊，已故美国汉学家赖特女士(MaryWright)见到蒋介石欣赏曾国藩、胡林翼，便与同治中兴相比拟(见氏著TheLastStandofChineseConservatism)，不免失之于偏。其实蒋之思想绝无深度可言，而蒋确是“新生活运动”的始作俑者，他的思想渊源必然是一个大杂烩，其中包括他在日本留学时所感受到的一点武士道意识，在戴季陶、陈立夫灌输的一点儒家权威主义，在德国顾问影响下的一点普鲁士军国思想与法西斯主义，以及在子宋美龄叮咛下的一点基督教伦理。此一大杂烩思想渊源是浮浅的，不可能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也难以补救三民主义之不足。

　然而蒋介石以元首之尊，登高一呼于上，蓝衣社以及其他各种法西斯文化组织推波助澜于下，必然是万众响应。一九三四年搞得十分热闹，一九三五年就有点气，一九三六年连蒋氏本人都感到失望，正合《左传》上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结果是一败涂地。除了思想上的薄弱外，领导大搞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根本把问题看走了眼，无视乞丐、盗匪、贪污、腐化等经济成因，以为完全可以伦理道德来纠正，因而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的习惯等等，但是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全民复兴运动不可能建筑于牙刷、老鼠夹、苍蝇拍之上。”(见Thomson，WhileChinaFacedWest，P．158)宋美龄的说法也很妙，她说中国有的是大米，有人挨饿因不知劳动神圣(见TheChineseRecorder，66：61～62)，真可说是不知民间疾苦矣，与晋惠帝所谓何不食糜，有异曲同工之妙。正由于不切实际、于浮浅，难有实效，然而蒋氏夫妇亲自领导，政府不能不大力推行，乃强挟整个社会以行，缺乏民众的自发，推广的范围固然有限，持久力更成问题。

　一九三六年，蒋介石于失望之余，连其本人也失去兴趣，把“新生活运动”交给宋美龄来负责，宋美龄虽请美国传教士帮忙注入“新生命”仍然无济于事，终于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