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喉咙还是不好，声音很难听。今天我再跟大家谈谈，个人的努力会达成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普世价值，就是言论自由。在世界各国的很多宪法里面，都谈到要有言论自由，可是呢，我曾经跟大家说过这是一句空话。为什么呢？言论自由要有言论自由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讲的话只能给眼前的几个人听，给张三李四听，你不能够扩散出去，你争不到一时，也争不到千秋，也争不到一万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可是朝夕你也争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媒体帮着你传播，所以你没有言论自由。可是言论自由，怎么样可以有呢？有些人有了，为什么呢？他们是慢慢争取到的。怎么样争取呢？就是看有没有这种夹
。言论自由有很多夹
，那些管治言论自由的人，有的时候他会松掉，像抓一把沙子以后会在他的指之间
出来。首先，我们看到那些言论自由的标准，一开始都说很多东西是黄
的，因为你们是黄的，所以我要查
你。大家想想看，清朝政府查《红楼梦》，说《红楼梦》是黄的，不可以看。好，中国人不许，外国人要(你)进口啊，进口书刊怎么办？好，有办法，我们在台湾的时候看到过那种办法，就是给你涂掉，进来以后用
笔涂掉。譬如说，他说你是黄书刊，外国认为我们是模特的杂志，可是台湾的标准是说三点不，一就不准，管你什么模特不模特。好了，怎么办呢？要进口啊，进口好了，国民
政府就用笔来给涂改。看到没有？一个模特来了，有一点，不得了，笔就给你涂掉。黄
以外，还有认为思想有问题的。中国人写，中国人写抓起来了，洋人写，洋人写抓不住，可是书进来以后呢就把它涂掉。所以，好好一本书，看到没有，涉及蒋介石，就给你涂掉。好好一本书，你买来以后给你涂掉。有的时候实在是整本都有问题了，只好得罪一次美国的洋大人，这一期绝对不给你了。有代理商，比如说台湾英文杂志出版社，告诉你，他说因为10月份的内容欠妥，我们售，延后一期，此致，贵订户。看到没有？这就告诉你，这本书你看不到了。为什么呢？查了。我们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也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斗争的。怎么斗争呢？就是我们不断地来要求它的标准。大家看，这有一张脸，这是很恐怖的一张脸，大家看清楚就这个人，你看这个人眼神多么凶悍。这个人是什么人？这就是当年国民
统治时代的中国的新疆王。他跟我是同乡，东北人，日本学校毕业的，然后赤手空拳到了东北，在新疆夺权，夺了权就搞个人崇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声势，搞个人崇拜，他在新疆反反复复，忽然勾结了斯大林，这边呢就大抓国民的这些人，后来勾结了国民，又大杀共产。泽东有一个弟弟，就是大弟弟，叫做泽民，当时就在新疆做革命工作，被盛世才抓到。抓到以后，他不要杀他。为什么不杀他呢？因为他两头吃。蒋介石派人去要求杀掉泽东的弟弟泽民。为什么要杀呢？杀了以后呢，他死了你才不会再转变了。派了一个人去，叫王德溥。(后来)这个老头子，在台湾做过内政部长，跟我讲过这个故事。王德溥后来写一本书，叫做《政海游踪》，就讲到这个故事。这个盛世才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在反反复复的时候，他抓到了国民
大员，有一个人叫丁慰慈，他抓到以后就问丁慰慈：“你拿了苏联多少卢布？”丁慰慈说：“是你拿了苏联卢布，不是我。”打。打得说不说？我拿了多少，拿了一万。”“没有那么少，再打。”打打打，三万四万五万，打打打打，好，一百万，打到吃不消了“我拿了一百万”盛世才说什么？“没有那么多。”然后呢，从一万、两万、三万、四万打上去，再从一百万往下降。打，九十九万，打，九十八万，打，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最后五十万，拿了五十万卢布。盛世才笑了。“丁慰慈，为什么不早说？你早说了五十万就不会挨打了嘛。”这就是盛世才这种
待狂——他要你从嘴巴里面亲口说出来是多少钱，那个数字、那个标准在盛世才自己的肚子里面，他不告诉你，让你来说。盛世才后来死在台湾。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书都被查
了。动辄被查，没有标准，
七八糟的，只要他高兴。结果他们查了一本书，叫做《大风雪》。《大风雪》谁写的？是孙陵写的。孙陵是个老作家，泽东到重庆的时候还去看过他。查了以后呢？孙陵老作家，跟国民的另外一个系统(叫中统——中央调查统计局)有关系，就给国民压力，你要解我的书。所以，他们最后给了一封信，就是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政治部给他一封信，告诉他《大风雪》一书业已解。解以后，孙陵还没完，他跑去质问陆军中将王超凡：现在我的书解了，当年你们为什么我的书？他跟主持查他书的那个国防部总政治部的上校发生争执。这个孙陵是有头有脸的，他说：“你告诉我理由，什么标准你查我的书”？那个上校说：“反正我们有标准。”孙陵说：“反正有标准不可以，标准在你肚子里面不可以，你要给我说出来，到底什么标准？”他说不出来。大家看看刚才我所描写的盛世才的故事，就是标准在他肚子里面。查
你的书，标准在他肚子里面，他不告诉你，他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标准，打牌打输了，标准变严一点，搞不好，他买个彩票中奖了，标准就宽一点。我过去第一次坐牢刚出来，我要印我的书的时候，国民
他们就派了一个老头子，姓张，他说他是国民政工干部学校(政战学校)图书馆的负责人，他比他们有学问，他负责来审查我的书。他就跟我见个面，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两个东西不能碰：第一个，不能够提到生殖器，这个是不可以的；第二个，不可以骂孔夫子，孔夫子是不能骂的。这两点你做了以后呢，过去查
你的书，你都改名字，就可以出版了。比如说，如果你写了一篇《李清照再嫁了吗》，宋朝的李清照，你改名叫《李易安再嫁了吗》，同样一个人，可是改个名字，我们就给你哈啦哈啦过去了。他告诉我这个秘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标准就是这么简单。后来他离开了查的单位，他跟他们吵了架，离开了。他打个电话给我，说：“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了，我把你的书全部都通过了，这一次全都不查，全部过关了。我跟他们吵了一架，我不干了。”这就是所谓查
的真相，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努力在骂国家领导人，或者骂中央政府，说你没有言论自由，未必。真正影响了阁下的言论自由的，可能不是他们，而是位阶比较低的那些上校们，或者那些科长们，他们是真正有权力的人，就好像德国参谋本部一样，那些上校中校是最有权力的。真正查你的书的人(所做的事)，可能是个偶尔的事件，至少这个事件不严重，可以经过你的努力，能够说服他们，使他们能够从宽来解。当然我讲的话，只是一个笑谈，像台湾不准办报纸，当时不准办，理由一大堆，我给你看看他们的理由：第一，用纸太多了，我们要节约用纸；第二个，报纸太多了，
和了，不许办报了；第三个，办报人才不够，不许办报了；第四个，现在是作战时间，所以不可以办报了；第五个，办的报太多了，影响了平衡；第六个，影响健全发展；第七个，避免恶
竞争。这七种说法，从1949年到1983年，连续这么多年，用了七个说法，就是老子们不准你们办报。蒋经国临死以前，最后一年，控制不了了，同意办报了，七个理由统统不见了，一个都没有了，就是说：可以办报了。所以，他们干涉我们言论自由的那些理由，基本上是笑话，是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笑话。可是呢，他用来搪
你，用来查你，用来捣你的蛋。这个时候就是我所说的，我始终相信，由于我们个人的努力，由于我们个人的技巧，由于我们个人的圆滑，而不失掉了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尺度，我们会争取一点算一点，我们可以不断地争取我们要争取的这个权利。所以，这就是我一再相信的这一点。大家看到这一张没有？当年的《新华
报》，共产的《新华报》。这一张，是在国民最后跟共产搞翻的时候，不许办报的时候，查封《新华报》，最后的两张，由吴玉章带过去的，这个时间就是1947年2月28号。1947年2月28号，在台湾出了一件所谓二二八事件，在重庆也出了一件二二八事件，就是共产的《新华报》被国民彻底查封了。可是我们想想看，在没查封以前，共产利用国共合作的这个机会，那么样千辛万苦地办出来《新华报》，有了多少影响，制造了多少言论自由。国民派人驻在新华报，监督他们每一天的稿子，《新华报》还可以出报，最后，在查它的时候，还可以把最后的两三张报纸带出来，作为纪念，这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一些技巧。中国共产
受尽了国民打
言论自由的窝囊气。今天中国共产…他们也会想通，适度的言论自由，对他们没有害处。当美国的总统在北京大学、在清华大学演说的时候，现场播出的时候，给了美国总统言论自由，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跟你过不去吗？他们并没有。在古代，有一种谏官，就是我劝你皇帝，是以劝阻的方法，来取得言论自由，你杀了我，我也要劝你，我是敢言而不敢怒，我不跟你翻脸，我是很敢讲话的，可是我会笑嘻嘻地跟你讲，很技巧地、很诚肯地、一片真情地跟你讲真话，让你接受我的话，不然抱着你的大腿不放。为什么我要劝你？这是中国古代的方式嘛。今天，言论自由就是这样变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言论自由的取得，不是靠着横眉怒目，而是靠着相当高的技巧，这个技巧就是我跟大家一再说过的：情
信而词巧。情信，就是我态度非常好，技巧非常好，内容是真的，证据在这里；可是，我讲的技巧，是非常细腻的，使你听进去的——如果你听不进去，你也只是皱眉头而已，如果你听不进去，你也会暂时地忍耐我而已。也许我会被你挨一刀，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会卷土重来，因为我是没完没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