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猪猡纪
　既见休罗，又见猪猡屠刀不放，照样成佛

　我在上海，因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猡"；我在台湾，因为是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省人呼为"猪"；几十年后，且进而演变成"中国猪"，不但猪，且有国籍矣。其实这算什么，有一种猪叫"波兰中国"（PolandChina），在美国培养成功，身兼二国之名，只是"中国猪"又算老几呢？

　这种以猪视人的人，其实自己正是中国古典说法中的"豕视"，自己如猪者也，并不是说这种人长得像猪，而是头脑中是猪脑，是"侏罗纪"时代的头脑。我在台湾，每每感到到处是猪脑，而我自己仿佛活在猪猡纪里，因此不论振笔为文，或登台传教，我都寓有杀猪味道，此乃愤世使然、玩世随之，不足怪也。

　我李敖在猪猡纪杀猪，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后人见人怕鬼见愁。其实所以能如此，凭有文名是不够的，而要有骁名、有悍名，这样才能有上述效果。关于我的骁名与悍名，有一个小故事。一九九一年，活了九十六岁的青年头子李磺死了。他死前几年，李宁访问他，回来告诉我："李敖你可真可怕，李磺谈到你的时候，都特别把声音放低，并且面恐惧之。你说你李敖多可怕！"我闻之大笑。

　我在文星时，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托高荫祖介绍，拉我写稿。因为是东北同乡，且待我甚厚，我一直以"大哥"称之。我曾写信挖苦他说，你老兄"有功有过，功在很技巧的显出了（还谈不到揭发）国民的许多糗事；过在挟泥沙俱下，也帮国民做了大多不实的宣传与伪证。更可怕的，是你使这些丢掉大陆的罪魁祸首们、祸国殃民的大小浑蛋们，能在你的杂志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寿，我认为他们集体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无心肝的先天条件外，《传记文学》和荣民医院，两者，是责无旁贷的"。有一次刘大哥同我聊天，提到俞济时对他说："你们搞历史办杂志的人写得很辛苦，可是，"俞济时说着把手一挥，"都是假的！"意思是说，真的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告诉你们。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且是蒋介石多年的侍卫长，独得之秘，过于他人，可是他就是不说。但他通过周之鸣，想见我一面，我拒绝了，因为我深知此辈性格，他们是不敢说真话的。后来他回我一信，回信写好，还是先向情治首长报备后才寄出来，可见此辈小心翼翼的谨慎。所以，我早就打定主意，要杀猪，得自己想办法才成。于是，前后十年之久，我用"李敖的方法"完成了这一大业。

　"李敖的方法"是用第一的历史家的训练，博览群书，比对史料，然后试图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以得出真相。为什么要这样怪招呢？因为国民是浑东西，我们不可能按照正常情况来知人论事，它不是人脑的问题，而是猪脑的问题。

　因此，揭发黑暗国民必须靠细腻的分析、准确的处理和深入猪脑的植入方式才行。像我颠覆国民比雷震他们深入多了，我根本从思想上、历史上下手。国民怕挖股，因为它有烂股；但国民不怕遗臭，因为它是水肥车。雷震他们总是辛苦挖烂股，而我则根本上推翻水肥车，证明臭大便来源必是烂股，于是形式上没直接挖，事实上却臭气尽出。例如我知道，要颠覆国民必须先从它的图腾开始。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乃至李登辉等等，都是图腾。我在一九六五年写《孙逸仙与中国西化医学》一书，就是这种方法，国民查了它，说明了一切。我一九八七年写《孙中山研究》，更是这种方法的发扬光大。孙中山一生的大成功是推翻中国帝制，一生的大失败是自己夺权不择手段…（略一"一编者）为了这本书，国民台北市新闻处处长唐启明虽然把我告到地检处，但是时代已变，检察官被我说服，我躲过一劫。

　我不但"拆穿"了国民的祖师爷，也"拆穿，，了祖师爷的"国父遗教"。我用了大量的文字驳斥了三民主义等的七八糟，同时我还"策反"了我的敌人周之鸣教授，以他湛的三民主义专家地位，揭竿而起，大反三民主义，我为他发表《中毒的三民主义应该停授》等鸿文，气得他的老友陈立夫在一九九0年一月十三写信给他，指出："以反共专家如兄者发表此文，是李敖要毁兄之毒计，兄不可上其当！"可见陈立夫真是目光如炬，他惊醒到他们祖师爷的经典已被李敖砸掉。可是，国民大迟了，它已经维系不住了，最后只能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自欺欺人了。一则"限制级"的政治笑话道出了一切。笑话说有个无聊男子在"那话儿"上纹了几个字，不幸感染溃烂，男子跑去看医生，经过初诊，隐约发现"三国"两字，于是要他去给护士看个清楚，护士看过后，告诉医生说，正常的时候看他是"三国"，后来他自我膨，就出现全文"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了。此笑话甚逗。只是国民疹成，出现全文大不易耳！作为真人，或有威而钢；作为主义，可要"黎明柔"啦！

　我批孙以外，下面自然就是批蒋了。我写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又跟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资深教授的好友汪荣祖合写了《蒋介石评传》，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

　在蒋介石生前，在他威所及之处，没有人敢拆穿他、没有人能拆穿他；在蒋介石死后，在他的余威犹在之处，也没有人敢拆穿他。也没有人能拆穿他。中国人中，真正敢也真正能拆穿他的，是从李敖开始。我认为这种道德意义，比存信史的意义更难能可贵。为什么？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就已指出："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如今我在蒋介石魂不散的岛上，敢于在他头上动土，也是为国民争人格。"争几十年来被蒋介石欺骗、被蒋介石恐吓、被蒋介石作、被蒋介石羞辱、被蒋介石强xx得麻木不仁了的人格。试看蒋介石出丧之，台湾百姓夹跪道旁的场面，"更无一个是男儿"，纵古代帝玉驾崩，人民被侮辱，也不逾是！这成什么世界！在道德上，人民又是何等下失格！下失格却不以为辱，这正是典型的麻木不仁，这又是何等可悲！如何破除这种麻木不仁，只好先从拆穿蒋介石着手。

　也许有人说，你编著了这么多批蒋的专集，难道还没批完吗？我的答复是：若是普通的坏人，这样左研究右拆穿一阵，按说就写光了，可是蒋介石坏事做得大多大多，所以怎么写也写不光。何况蒋介石纵然死了，他的余孽依然狐假虎威、奉其木主，我们当然要劈掉他的牌位，死而不已。《史记》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己。"

　其实，伍子肯太笨了。对付暴君，要用文明而持久的手段才好。为他不断的出专集以批之，岂不更解恨吗？美国哲人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说："当你朝一个国王进攻，你必须杀了他。"（Whenyoustrikeataking，youmustkillhim。）其实这话没说完，应该补充说："当你朝一个暴君进攻，你必须杀他一千次。"因为只有这样不厌其烦，才能做好真的清算。也许有人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何必再鞭蒋之尸一至于此？其实，这种人才是伪君子与真奴才，并且是无知的。关心历史教训的人、关心人间正义的人、关心天道之极的人，对蒋介石一生祸国殃民的种种，都不会含糊了事的，只有伪君子与真奴才，才会这样不辨是非的一笔勾消。对这种行为，我是看不起的，这就是李敖式的正义。

　这种李敖式的正义，施之于批孙批蒋尚且如此，等而下之的一路照批，自然不在话下。我在蒋经国生前，就出版封面标出"蒋经国死了"的"诅咒"之书，以代天讨；蒋经国死了，自应有"鞭尸"之作，聊伸我怀。因此我在他死后一周年之，编著《论定蒋经国》一书，一来打倒国民的马书刊，令其虚生；二来证实民进的没有志气，令其愧死；三来向全世界显示，在生死线外，中国毕竟有强项不屈之人，在台湾岛上，不畏蒋家王朝，而以个人力量，身为人间存正义而留信史。我不但印自己的批小蒋之书，并代被蒋经国蒋孝武父子谋杀的死友江南印出《蒋经国传》（江南夫人崔蓉芝授权本），人间快意恩仇之事，做得再也没有比我李敖更痛快、更没完没了的了。在印《蒋经国传》时，崔蓉芝写信给我说："阁下笔触锋利，横扫千军，情义兼顾，举世闻名。江南在世之，时时为阁下之胆魄钦佩不已。然而虎之中，蛇鼠潜伏，万望切实戒备，用慰亲友。"看了她这些话，我很感动，也很感谢。记得崔音颉《（蒋经国传），万古留芳》一文中，记陈鼓应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时，曾说所遇到的朋友中，江南是"对国民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评国民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依我看来，江南对国民的了解，实在不够"最透彻"，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的暗杀习惯。国民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优为之。国民暗杀汪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在本土内暗杀，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上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宁愿杀杀杀，杀到外国去。李敖在台湾至现在发稿之犹能免于被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

　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江南被暗杀，真凶曝光，更加重了这一安全。所以，从某些角度看，江南的伏尸，无异方便了我们的身，事实上，他无异因我而死、先我而死、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渤。"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枝"。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谶，但是讨厌国民、"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国民一在台湾，台湾即一无可恋，江南身死异域，亦是大好也。

　由江南被害联想到蒋孝武之死，暗杀江南，蒋经国、蒋孝武实为首从关系。一九八九年蒋孝文死后，我写《蒋孝文之死的失意义》，主旨说：一般人被当今圣上所，人者与被者"与子偕老"，一代一代，也就完了，被者倒霉止于一对一、人者神气也止于及身而绝。但是汉朝老臣颜驷却适逢其会，一连祖孙三代接力他，所以他的倒霉，不是普通的倒霉，而是倒了别人三辈子的霉。颜驷是古代的事，现代呢，其实也不让古人。蒋家三代本来是一路下来的，但是到蒋孝文一代，这荒无的小子却酒戕身以病以废以死，吾人山下身，不无失之快。一九九一年七月一，蒋孝武也死了，我别有所快，乃以《欣闻蒋孝武暴毙》为题，写顺口溜六首志庆：

　蒋家三代接班亡，一个一个接着凉，

　孝文孝武皆不孝，因为中有了糖。

　蒋家三代接班亡，蒙主宠召全投降。

　孝文前年刚入上，孝武今早死在。

　蒋家三代接班亡，荣总医生正当行。

　太平间里生意好，四大皆空有病房。

　蒋家三代接班亡，可惜苦了蒋方良。

　飞越苏联子水，泪尽难再做老娘。

　蒋家三代接班亡，电视播出喜狂。

　独留李敖见美女，他们都去见无常。

　（作诗时，陈平景从美国来电，闻讯大喊万岁。）

　蒋家三代接班亡，你死我活比你强。

　平景电话喊万岁，中间隔个太平洋。

　批孙批蒋都是批人的层面，不是人的国民自然也要特批一番。我写了《国民研究》和《国民研究续集》两本书，批个痛快。我用严格的考证证明国民所吹的"百年老店"其实都是捏造的伪历史…国民的一切神话统统被我拆穿，写得淋漓尽致，痛快极了。有一天，老友黄三从美国来，问我："你这样搞国民有效吗？"我说："搞国民像搞。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只是要一搞耳！有、无能是另一问题，重要是你要志在一搞才行。"黄三听了，为之大笑。

　既然批孙批蒋批国民变成我的大业与绝活，所以笔锋所扫，魑魅披靡，最好笑的，国民员中，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反应出现，他们之中，一混到死一坏到底者固占绝大多数，但是头脑尚清楚却又无奈者亦有一些。"马五先生"雷啸岑者，故国大代表也。他"平时袖手领干薪，六年一票选总统"，周而复始，至感麻烦。告诉我，他有天开玩笑说：

　"我看不要每月付薪水给国大代表啦，干脆蒋总统一次付我们一大笔钱，我们选他做皇帝算啦！"我每想到这番话，就想到北洋军阀曹馄。曹锟贿选而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他只花一次钱，他若知道连选得连任，早就选皇帝啦，零存不如整付，那样才便宜啊！又有故国大代表刘心皇者，生逢衰世、躬逢衰世、倪仰于衰世，虽身为国民国大代表四十二年，但是一线良知，使他虽俯首苟活，却不甘默尔而息，因而发愤秘密写成《蒋介石国大现形记》，然后秘密商之于我，无条件要我为他出版。惟一条件是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用笔名"司马既明"发表，不能透他的真名字。我感于他的一片至诚，完全同意了。也许有正人君子讥笑本书作者，怪他涉嫌"双重人格"（doublepersonality）、怪他自己做了四十二年的老国代，却不能以真名字的"今之我"与"昨之我"战，反倒以双重面目并存于今生今世。但是，若反问一下，"双重"

　固然不当，但是单一到底、冥顽至死，难道就对吗？难道老国代一做四十二年，最后同合污、守口如瓶、一点底也不掀、一点省也不反，坚守"从一一而终"、昧心"仁义道德"，就比"双重"更好吗？又有故监察委员黄宝实者，在北京大学与爸爸同学，到台湾后整天用功读书不辍。有一天，他拿新著《侏儒类稿》要我看，我说："这稿子很审，但是如果不来搞这些学术，而用同样的时力去搞你们监察委员的弹劾书，那该多好！学术真是误事啊！"他又继续写《校雠学》，我回信给他说："您的《校雠学》稿子如何了？你们御史老爷，不但要嫉书如雠，还得嫉恶如雠。您是监察院中数一数二的嫉恶如雠人物，亟盼能在这方面继续多雠一些，《侏儒类稿》少一点，惩贪录、洗冤录多一点，不也很好？"

　…这些我亲自耳闻目击的小故事，在在都证明国民老贼们的无奈心态，但是，以他们的地位，真的一直无奈而无法有作为吗？我很怀疑。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故立法委员齐世英在他家请我吃饭，在座有梁肃戎、石坚、司马桑敦等。座上梁肃戎对我说："我没有你李先生这种勇气，很多话我不敢讲。"我表示，你们也是有勇气的人，只是你们不肯讲而已。梁肃戎是东北人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四十年来，在他的表现中，我们却看不到他对在家乡的东北同胞推之以恩、或对在台湾的东北同胞援之以手、或对在台湾被他们国民非法迫害的东北同胞慰之以问。梁肃戎在抗战中，有功国家；但四十年来与国民一起误国祸国，有害国家，并为桑之。

　我对他功过分明，我赞扬他的当年，但却谴责他的后，他对不起东北同胞，我为他惋惜。虽然梁肃戎有种种不是，但是，我仍旧欣赏他那点硬汉作风，那点硬汉在东北早就不算什么，但在"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台湾政海里，他却是一个xxxx多的怪物。xxxx多虽并不表示一定是"男儿"，但比起周围的白虎成群来，至少还够看看样子。最耐人寻味的是，梁肃戎下台后，跟我又吃饭、对我又赠书，完全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东北人，并且愈老表现得愈有落余晖，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国民虽然坏，但有的员还有良知，只是显晦之间，愧对国人而已。又一个老贼级的故立法委员吴越，一天向我说："国民中有坏人也有好人。因为有坏人，所以无法把国家治好，丢了大陆；但因为有好人，所以虽然丢了大陆，还没完全垮台。"我回答道："我承认国民中有好人，但是有了又怎样？有了还不是有意无意间帮助坏人作恶？二十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

　可见纵使好人，加入了国民，也无补于他自己的牺牲，只是帮国民苟延残而已。"我一生痛恨国民，我痛恨它，与这岛上一般痛恨它的人不同。一般人从小被它骗，骗得加入它，成了或做过它的员，最后才有所觉悟，但仍要跟它接龙、跟它画虎、跟它委蛇、跟它待兔…我却全不如此。我从在北京念小学时就对国民厌恶，这一厌恶使我一直坚持不做它的员，虽然这一坚持，带给我几十年的不方便、"不识时务"，但我不但不后悔、反引为自豪：余致力不屑与国民同合污，凡四十年。四十年问，且由厌恶国民，演变为痛恨国民。不但痛恨，且能在有生之年、在国民的地盘上，把这种痛恨，发之为文、印之成书、公之于世，李敖的伟大，于此可见。

　以上所写猪猡纪，多下笔在"中国猪"身上，而少落墨在台湾人身上，为什么？因为，台湾人悉为"中国猪"几十年教化的产品，为猪子猪孙，其猪不足深论，论猪，擒贼擒王擒到那票坏的外省人身上，即知源头活水、即可了然，故对台湾人属，我点到为止。试看我写《共产李登辉》、《李登辉的真面目》等书，以及与斤丰瑜合作发表独家报告——《揭发李登辉"鸿禧山庄"贪污舞弊案》，乃至于我写的《民进研究》、《冷眼看台湾》等书，究其元凶祸者，皆那票坏的外省人使然，台湾人只是从犯而已。正因为我早就看清这点，因此在政治方面，我带头反抗国民时，我心里早有准备，远在十四年前，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我回信给牟力非，就提出《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之说，我写道：

　…我的看法是："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即相当于反对人士，这些人士，因为是政治人士，他们的品德，即不能高估（对搞政治的人，不论哪一派，都要严子注意，不可轻信）。我们支持他们，支持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支持反对政治，我们为反对一独大、一独裁而支持他们，他们也就在这一"反对"大方向上的正确，而值得我们支持。除了这一大方向的正确外，其实由政客对政客观点对比，他们与国民殊少不同，在习上，且尤其相近，他们的个人极少比国民中拔尖的个人好。简单说来，他们只是在大方向上胜过国民而已，其他方面，跟国民是半斤八两。但话说向来，要完成两以至多政治，支持王八蛋打儿子就在所难免，否则全是儿子独大、儿子独裁，绝不是办法，在儿子的暴政下，只有支持王八蛋来取得平衡。英国的保守工、美国的民主共和，都是儿子工人蛋平衡的范例，引西证中，询可如是观。

　正因为真相不过如此，我对"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所谓失望、对外人士无所谓失望，他们不懂"信义"不足怪，不懂许多应有的道德品质也不足怪，只要他们在大方向上不太失，就不必苛求。古话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今下一歪解，该说"不贤者识其大者"，惟有对不贤者能识其大、其他他们的小把戏，也就不足道了。

　这篇文献，显示了我的基本心境，其实既清醒又苍凉。这些现实的政治人士，他们找我，多是有求于我的时候。上海氓头子杜月笙讲过一句话："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这种人都是夜壶。"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内急了，要小便了，赶紧拿了去小便，小便完了，见不得人了，赶快藏在底下。

　我对外来说，就是夜壶。其实支持他们活动，对我也是一种发，有内急时把出之快，施对象且是国民儿子之类，其快何如！有一次我在明山公墓看死人，内急了，看到钱思亮的坟，就小便上去——钱思亮当年馅媚胡秋原，以伪证信陷害我、以教书殷海光，如此软骨台大校长，死后得以诛，实乃道所在，天道在焉。

　我带头办外杂志兴风作，颠覆国民，有一个绝活，谁也写不过我，就是我在文章中的大量证据与丰富资料，我博闻强记，并精通各种反面教材，例如我精通蒋介石的所有狗文字，这一点就令人咋舌，尤其令敌人咋舌。我在演说时常打趣说："我刚坐牢时，特务们说你李敖太坏了，什么书都不准你看。我闷得发慌，就向他们说：《三民主义》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三民主义》总可以给他看。我有了《三民主义》，又向他们说：《国父全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国父全集》也可以给他看。我有了《国父全集》，又向他们说：《蒋总统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蒋总统集》当然更可以给他看了，因此我有了一大堆狗书，就坐在马桶上以臭对臭，看起来了。我想全世界的人谁都没全部看过《蒋总统集》，包括蒋总统自己，因为其中许多狗文字是别人替他捉刀的。可是我李敖却全部看过，这下子可不得了，我成了国民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了，最妙的，我在这些大量的狗文字里掏到不少妙论，诸如中华民国亡国论、反攻无望论、赞成西藏独立论等…都曾出自蒋介石的谈话，这些谈话本是机密的，可是后来秦孝仪等文学侍从之臣，认为领袖的言论还有什么问题，因此照单全收，糊里糊涂编印出来，最后被我看到了，大大了国民的底，这是何等痛快！"

　以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亡国论"为例：在一九五0年三月十三，蒋介石在"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中，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

　看到了吧！照蒋介石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一九四九）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中华民国总统"的"总裁言论"也！

　再以蒋介石的"反攻无望论"为例：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蒋介石在《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中，就有这么一段：

　如果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照蒋介石的说法，如果在一九六九年以前回不去，以后也永远回不去了。假若如此，我们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是否也应查《蒋总统集》，以阻止"反攻无望论"的传？换言之，假使不查《蒋总统集》，我们就应予《自由中国》平反，昭雪雷震。因为雷震当初就是以"反攻无望论"入罪坐牢的。

　再以蒋介石的"赞成西藏独立论"为例：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蒋介石《告西藏同胞书》中，就有这么一段：

　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请问，这怎么解释？不是公闻表示你允许"藏独"吗？换言之，一旦你回大陆以后允许"藏独"，是否你回大陆以后也允许"台独"呢？假若如此，那台湾要想"台独"，只有先帮国民反攻大陆了。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证明，何必搞内幕呢？我们只要精通公开的资料，再赋予新的解释，就非常有趣了。

　我这种国民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的恶作剧，可真苦了为国民搞宣传的那些大员们。最灰头土脸的是秦孝仪，秦孝仪以外，其他国民文宣大员也闻之胆寒。有一次在李涛"二一00全民开讲"节目上，碰到国民文工会头目廖风德，他私下告诉我："你李先生提出蒋总统中华民国亡国论以后，我们中央部文工会急了，赶忙去查，看你是不是造谣，结果在总裁一九五0年三月十三的秘密谈话中，果然找到了那段话，我们又气你又佩服你！"我听了，哈哈大笑。此蒋介石关李敖之功也！结果关出个蒋介石专家来，把他搅得七荤八素，真是活该啊！看你还敢关老子！

　从一九八二年我四十六岁到一九九二年我五十六岁十年间，我展开了颠覆国民的"笔伐"大业。这一大业，我做得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连续十年之久，做这样博学而艰苦的斗争。这一斗争，还有两个旁支，一个是我为人辨冤白谤，从英雄张学良到名将孙立人、从死囚张国杰到老兵李师科…乃至奇冤异惨的种种大小案件、翻案史实，我都介入其中，奋笔为文，大量出书，不遗余力；另一个是我不但带头批评国民，也在外人士不争气的时候批评外，我写过《外与浑蛋》、《我们要有批评外的自由》等文字，并且对"台湾人的政治规格"，多所着墨。最后这批人当道了、当家做主了，就轮执政的意义来说，我已功德圆，虽然我不免发生错误。例如我当年骂他们是浑蛋，现在我承认我骂错了，实际上，公道他说，他们实在不是浑蛋——他们是大浑蛋！

　不论是支持王八蛋也好、谴责大混蛋也罢，我的"阶段使命"业已达成，这些杂碎之人之事，对我都是泡沫，我懒得再多写了——"猪事不宜"，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