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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下脚跟
 最近接连看到两篇文章,都强调作家应该站在穷人一边。两篇文章发表在不同地域的报纸副刊上,作者并非一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议论出现,是因为现在——准确地说应该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学创作上——也不仅是文学,包括影视等艺术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媚富"的苗头——现在应该说已经不是苗头,而是相当茁壮地成长着的大树了。讲述近20年先富起来的人的故事,把致富者放在叙事的中心地位,企图引导读者或观众与他们的喜怒哀乐心弦共振。这样的文本颇为不少,可惜成功的似乎还不多——有部长达百集的肥皂剧,淋漓尽致地表现那已然富起来的男女,怎么在堂皇的经理室与豪华的别墅里遭遇事业的磨难与情感的波折。也不能说那不真实,但可惜的是,无论是其中所包含的生活真实,还是艺术家努力营造出的艺术真实,费了100集的工夫,依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从否定市场经济转向肯定和大力推行市场经济,那么迅疾地发展着,所以文学艺术里,也便出现了一股把近百年率先在经商上取得成功的个人及其家族,加以挖掘、重塑、弘扬、光大的,不能算太小的。光是取材于全聚德发家史的话剧、电影就各有一部,而且从立意和艺术上都获得好评。这几天晚上,我还在电视上看到一部从长篇小说改编过来的,讲瑞蚨祥绸缎商发家历程的连续剧。似乎各地都有积极为本地历史上的富商巨贾树碑立传的作品出现,像关于山西钱商、徽州商人的作品,我都有些印象。尽管出现了我上面所说的,吁请站在穷人一边的声音,但我相信,为历史上的富人和如今的新富树碑立传的作品还会陆续出现。而且其中也一定还会有某些获得较广泛好评的作品——因为即使是这其中比较蹩脚的作品,也懂得对作为主人公的富人,要写出其社会评价的多面,以及命运的诡谲与人的复杂——我预测,写富人发家艰难的文本,经历了多年的阶梯式发展,在新的世纪里,可望会有新的突破。

 一部作品,是把富人当主人公,还是把穷人当主人公,这基本上只是个题材问题,或叙述角度问题,作家愿意怎么选材,愿意怎么叙述,应有充分的自由,似乎没有争论的必要。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似乎也不是简单地反对把富人当做主人公,或叙述策略上选取了以富人角度"主述"的方式。他们的批评前提是:作家同情心倾向哪一边?在他们看来,有些作品确实是脚跟站在了富人一边,美化富人,崇富、媚富,因而成了问题。

 要说时下写富人没写成功的作品,是作者的立场出了问题,恐怕是不准确的。就政治立场而言,他们甚至应该率先得到肯定——他们的积极表现在改革开放大里先富起来的人物,不消说有近距离配合政治宣传的,起码是潜在的动机;而将老祖宗里的市场经济先行者加以拂尘涤垢,特别是展现他们的坚忍的创业精神,又特别是表现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传统道德和爱国主义的正气豪情,又不消说有以古喻今——或者说是以古励今——的政治热情。他们的问题,恐怕并不在选材的"穷"与"富"上,而是疏离了文学的本吧。

 作家站在穷人一边,是否就进入或至少接近了文学的本呢?似乎也不能这样简单化地理解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的瑰宝《红楼梦》里虽穿了刘姥姥那样的穷人形象,整个儿却绝对是写富人的。西方作家像英国的高尔斯华绥著有大部头的为银行家树碑立传的《有产者》,德国的托玛斯·曼著有展现四代富商家史的《布登洛克一家》,就是旧俄被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赏的高尔基,他虽有写穷人的小说《母亲》和剧本《底层》,却也有艺术上甚至是更精彩的写富人的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福玛·高尔杰耶夫》和剧本《叶戈尔·布雷乔夫》,可举出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已经成为人类文学经典的作品,尽管对笔下的富人持无情揭与严厉的批判态度,却并不一定就是站在了穷人一边。比如《红楼梦》,作者是坚定地站在"金陵十二钗"那些贵族富女一边的,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可恨可杀的一面写得淋漓尽致,然而其描摹中占据上风的情感倾向,还是将其视为可爱可叹甚至可敬可惜的巾帼英雄。

 把穷人当主角,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写作品,从1949年到1976年,在内地是从事文学创作的ABC。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5年以后,虽然文学新涌动,但当时形式上的突破,即所谓文本颠覆,给人的印象过了选材上的穷富问题——无论是刘索拉笔下的"别无选择"一群,还是徐星笔下的"无主题变奏"一族,角色虽新,甚至论悖逆精神颇为富有,在物质金钱层面上也还属于囊中羞涩——1992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写富人、富人写、给想富的人看开始风行起来,而这也绝非空来风,大多并非向壁虚构——内地确实开始出现自1949年后拥有个人财富量令人咋舌的一个小群体。而尚未能拥有那么多个人财富的绝大多数人群里,不少人也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以个人财富为成败荣辱标准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中学生填写表格,遇到"成分"一栏,问家长:"咱们家什么成分?"告曰"贫农",或"城市贫民",这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一定会引出自豪感,在1992年以后却反而引出了浓酽的自卑情绪——"咱们家怎么会不是富农呢"、"爷爷当年为什么不是资本家"。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出现慕富、颂富、渴富、媚富的文学艺术,出版者格外积极地"卖富",消费者以此"先从心理上富起来",买卖双方互动激励,一时形成繁荣局面,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宿命,也不为过。

 所以,与其说是一些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出了问题,不如说是我们社会还没有调整好价值观念,没有解决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特别是在获得财富的起点上和过程里都不够公平的这个至关重要的、笼罩着一切的大问题。关于穷人与富人、精神与物质、道德与利润…人们的认知上出现了大混乱,"福布斯"对每一年度世界首富的排名,比"格莱美"对流行音乐的排名或"奥斯卡"对商业电影的排名,在内地似乎更为人津津乐道。2000年报纸上又开始了关于"知本家"的宣传热。据说最能利上生利的本钱已经不是"资本"而是"知本",因此进入尖端学府掌握尖端科技拿个尖端学位谋个尖端科技的营生,对于正培养着子女的父母,还包括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成为了既紧迫而又持续焦虑的人生职责——可是,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却又在大张旗鼓地实施为中小学生"减负",往往是同一张报纸的这个版面上在宣传"减负",那个版面上却在揄扬要成为"知本家"才叫有出息。两种话语之间尚不能圆成一个逻辑,存在着理路上的明显龃龉,到现实生活里,则就我所知,许多的家长宁信"知本论"而不大认同"素质教育论",学校减掉的"负",他们偷偷再加上去,甚至抱着"别人减了我加了,孩子考入重点中学、名牌大学,跻身知本家行列的几率必然增高,岂不便宜大大的!"一些课余去搞"家教"的大学生就告诉我,现在"家教"的卖方市场反而看好,正是提高酬金的大好时机!我说了这么多似乎与当下文学艺术无关的事情,其实哪里是无关,竟是息息相关,不信你等着瞧,以"知本家"为题材的摩登文学艺术作品,从小说到肥皂剧,很快便会源源上市。

 情况很复杂,因素很多且夹不清,也不能轻率地责备谁,就现象而言,近八九年来,不少作家以及扩而大之到不少的文学艺术创作者,再扩大到不少的文化人,在社会转型的巨变中,随着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破裂、漂浮、混乱、暧昧,落不下自己的脚跟,踮着脚尖一路小跑,企图"跟上时代的步伐",结果是气吁吁,撂下一串撰写的或主编的应时出版物,而终究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最恰切的站位,旁人看过去,那跑出的轨迹连合不拢口的圆圈也不是,甚至很像是"九连环"似的"步"。

 就眼下文化格局特别是文学格局而言,用多元形容,绝不为过。有人可能不大同意用"多元"而主张用"多样"。但既然《谁是最可爱的人》和《许三观卖血记》,还有比如说《芙蓉镇》和《金光大道》、《看上去很美》和《第二个太阳》、《青春之歌》和新出炉的最年轻一代女作家的《糖》,都是我们书店里的合法出版物,一起陈列在那里供读者或者说文学消费者自由选择,你总不能说它们的区别只是不同的"样",而不是全然不同的美学"元"的呈现。在多元的格局里,也很有些写作者颇为自觉地落下了脚跟,选择了自己的站位,轻易不再挪移。稍稍加以观察,就可以发现,其实在"写富人"和"写穷人"的选择之外,还呈现出了许多种另外的选择,比如"写自己",而那"自己"可能比起学识财富双匮乏的穷人是富裕多了,但比起精神物质双富有的人来说,则又显然有所不足,如非加以归类,可能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吧,当然,就属这"中间谱系"的色彩最丰富,从中规中矩的道德守望者,到嬉皮的悖德而自傲的角色,林林总总,无奇不有。还有抨击官场颓风和揭腐败现象的,虽然有的仅是"照景实录",或以包公式的清官来收拾触目惊心的腐败残局,就文学本身而言,究竟高下如何还需个案评析,但这些作品无疑也可以算得是站在了穷人(国企下岗职工、城市低收入者、社会无业人员,特别是他们当中的被迫害被冤屈者)一边,至少是替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但既然出现了吁请站在穷人一边、抨击"媚富"的声音,可见在多元的格局里,如何确定写作者的价值标准,脚跟落下在什么坚实的东西上,确实构成了一个当下应该加以讨论的问题。

 上面已经提及,我思考的结果是,写富人也好,写穷人也好,写中产阶级人士也好,写经济面目不清的自我或他人也好,都只是个选材的问题,如果写得不成功,各种原因之中,最主要的恐怕是没能进入到文学的本之中。

 文学的本,其实在认知上,也从来都呈现着多元的见解。依我看来,"媚富"固然令人皱眉齿冷,"媚穷"也未必就可取。作家写出的文本可以不动声,看不出倾向;如有情感的倾向,比如就同情心而论,能把同情心奉献给穷苦一方,不消说是好的。但正如上面已经提及的《红楼梦》,曹雪芹在被打击的穷丫头坠儿身上所表达出的同情,远逊于做过迫害尤二姐及若干亏心事的富婆王熙凤,你可以说,曹雪芹这样写可能在道德导向上存在一定问题,但在进入文学本这一点上而言,他对王熙凤的塑造,应该说是达到了100的分。

 就我个人的美学取向而言,我最仰慕的,中国是曹雪芹,外国则是旧俄的陀思妥也夫斯基。

 陀氏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巧得很,题目就是《穷人》,那当然是"站在穷人一边",其对穷人生存困境的同情,也是溢于字里行间的,但是,倘仅仅达到这个份儿,恐怕也只能算是一个良好的作品罢了,可是《穷人》却达到了优秀,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它深入到了文学的本之中——对人的挖掘,它在描摹主人公的穿越穷困以及真诚的爱情向往时,也揭示了他心灵中令读者读来因不忍而颤栗的卑微。他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的头一部长篇小说,题目也很直截了当,就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以为,光是这个题目,就值得我们一再体味,如果你真想同情自己以外的人,那么,说穷人其实并不一定准确,那些明明有工作能力,甚至身体比一般人还康健,却偏偏去做职业乞丐的穷人,你恐怕就很难站在他一边,给予他你宝贵的同情心;说失败者,也一样不一定准确,希特勒和江青都是失败者,怎么能站在他们一边给予同情?陀氏这"双被"的提法,准确极了。脚跟落在"双被"者一边,是一个至为准确的站位,体现出了作家向社会不公发出呐喊的艺术良心。但陀氏的了不得之处,是他在抨击、批判侮辱损害别人的富有者,对"双被"者给予充分同情的时候,还能撕开"双被"者那甚至是相当清白的灵魂,加以无情的拷问。这就是文学的"正经活儿"。

 在《罪与罚》里,他更表达出"双被"者也应有面对自己灵魂、勇于救赎的精神,那样的一种令人不能不掩卷深思的沉痛吁求。陀氏有时也把富人当做作品的"一号角色",比如《白痴》,当然那主人公梅斯金公爵是一个富人中的异数,他无论是在贫穷状态下,还是在突然获得大笔遗产暴富之后,都始终保持着孩童般的水晶心,这恐怕是作家以一己的理想虚拟出的人物,但因为该作品的叙述技巧很好,这一人物居然也还血,有相当的"蒙蔽"。不过统观这部作品,最令读者心灵颤栗的,可能还是那个退休将军的儿子,相对贫穷而不甘贫穷,在金钱的利下,灵魂如同麻花扭动般痛苦的、给害过自己父亲的现任将军当秘书的加利亚,陀氏对他的刻画真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陀氏创作的最高峰是《卡拉玛卓夫兄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把一个最颟顸卑污的灵魂,给了一个似乎是几个主要人物里最穷、并且乍看上去也最符合"双被"标准的、老卡拉玛卓夫与最污糟的女在最不堪的情景下所生下的那个私生子,陀氏是在引导我们超越贵贫富,去痛苦地探究人的永恒秘密么?

 要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割除腐败、组织好社会生活,使"双被"者不再"双被",使为富者能仁,贫穷者能贫,说实在的,文学,加上其他的艺术门类,甚至再加上学术界的研究探讨,恐怕铆足了劲儿,所能达到的实效也毕竟有限。就文学而言,它的本,恐怕还不是救世,而是净魂。这净魂的含义里,也不仅是灵魂的拷问与救赎,还应有生命诗意的开掘,与文字美感及丰富象征的营造——如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达到的。陀氏的作品里有一部《恶魔》,曾把旧俄的革命家们气了个仰翻,因为在那部作品里,陀氏把口称为民请命的革命精英,刻画为虚伪的权力者,这部作品在"十月革命"后很久都不能再版。这件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悟到,文学家的站在"双被"一边,那思路、方式与终极诉求,是可能与要彻底清洁世界的革命家很不一样,乃至发生抵牾的。

 反省自己,在近20年的社会风云变幻中,也有踮起脚尖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跑动,以至瞎跑了步子的情况,但由于自己在大格局里越来越边缘化,也就越来越没有害怕"落伍"的焦虑,因此也就不再踮起脚尖吁吁地随,并在一再思考中,渐渐选定了自己的文学站位——落下脚跟,立马遍体清凉。当然,由于自己的青春期里没赶上好时候,自己运气又不好,学养见识都比较欠缺,尤其是,最根本的,自己的灵气可能先天就未必上佳,加上年龄近了花甲,在这个选定的站位上,究竟还能写出些什么文字,不敢自诩。只能对自己说:努力!同时,把自己的有关思考,写出如上,或许对某些人也还有些参考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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