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上海《城市导报》记者黄准新问
问：您的《画梁
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被有的传媒称之为“秦学”又作为“作家加盟‘红学’”的一个范例。您本人是怎么看待的？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学者化是不是一种必然？答：我自十多年前，就从秦可卿这个人物入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我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探佚的范畴。我的主要成果是：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废太子胤礽的女儿，也就是在乾隆四年发生的“弘皙逆案”的主谋弘皙的妹妹。“三
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所说的“三”不是指三个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个春天，那是曹家熬过雍正朝的寒冬后中兴复苏的三年好日子，《红楼梦》从十八回后半至五十三回就浓墨重彩地写了乾隆元年的事情，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写的“乾二”七十回到八十回都写的“乾三”；但没想到这三年过去即卷入了“弘皙逆案”导致了“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毁灭。所佚的八十回后的《红楼梦》，所写的应该就是“乾四”后“树倒猢狲散”的局面，而绝不会是高鹗所续的那一套。我新出的《画梁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集中体现出了“秦学”研究的成果。至于“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学者化”一类的问题，不在我思考的范畴中。我研究《红楼梦》并不是想把自己“化”为“学者”我以为“红学”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不是什么机构或哪个“专家”“权威”可以垄断的。没有“作家”“学者”头衔的人，只要有心得，在“红学”领域都有天赋的发言权。问：您的探佚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的悲剧人物秦可卿是哀
的，您写她，包括写贾珍，文笔都很人
化，可不可以这样说：“命运和人”是您这作品的主题？您说您写的是“学术小说”写小说和做学问会不会成为一种矛盾？答：命运和人
，确实是我小说创作最关注的东西，也不独是写“‘红学’探佚小说”如此。“学术小说”应该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独特品种，它与一般的虚构小说是有区别的，我的《秦可卿之死》、《贾元之死》、《妙玉之死》都严格地做到：人物、情节、细节或者有《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正文依据，或有脂砚斋批语的依据，或有我的正式探佚论文的成果为依据，本来应该在小说后列注一一指明，考虑到对一般读者来说会觉得烦琐，影响顺畅阅读，才没附详注，但都在后面有概括的说明。对于我来说，写小说和研“红”不仅没有什么龃龉之处，倒有鱼游水之乐。问：可不可以结合您的经历谈谈《红楼梦》对您的影响？
答：我这人其实是很孤僻的。内心很丰富，但不擅为人处世。但人在社会中，尤其是处于当代中国社会，个体生命无法也不应该完全
离他人、群体与社会，所以，一方面要适应社会，尽量使自己对社会有益，另一方面则要努力地守住自我，寻求生存的诗意。我从少年时代就接触《红楼梦》，读了几十年，不敢说已经读懂、读通，但我觉得一进入曹雪芹《红楼梦》前八十回（严格来说是一至七十八回，更严格地说，去掉可疑的六十四、六十七两回，是七十六回）的文本，心灵就获得极大的慰藉。把《红楼梦》简单地看成是一部“反封建的爱情小说”是不对的，它其实是一部写个体生命在时代、社会、家族、他人的错综纠葛中，如何执拗地追求诗意生存的伟著。全书笼罩在“双悬
月照乾坤”的“”“月”两个政治利益集团大决战前夕的政治
霾里，贾宝玉的被笞，其实质是“”集团的忠顺王与“月”集团的北静王的对抗，折
到了对蒋玉菡的争夺，证据显示在茜香罗上，这影响到贾政的政治前途和整个家族的安危，惊心动魄，生死
关，贾宝玉对此也不是浑噩无知，但他却还是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体现在青春女和灵男子身上的诗意美。远离名利场，亲近自然美，这是我目前得到《红楼梦》启发后所选择的生活方式。问：在您看来，《红楼梦》对今人有怎样的启发和意义？
答：守住你的个性。如果做不到诗意地生存，至少要尽可能捕捉、享受生活中的诗意。多跟水质的人亲近，对泥质的人即使不可能杜绝来往也要提高警惕尽量不受其污染。当然不止于此。
问：在诸多“红学”的研究评论成果中，您本人比较欣赏哪一派？
答：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我最佩服。这不是从“派”出发。周先生自是一派。他在“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红学”分支上都有硕果累累的学术成就。最近我又读到作家出版社刚给他出的《红楼夺目红》一书，这可是紧扣《红楼梦》文本、细抠其文脉语言的一部著作，写得潇洒自如，学问、见地令人如登山
道，创见、憬悟层出不穷，且能深入浅出，做到了雅俗共赏。当然我最佩服他的是，一方面他充
学术自信，另一方面则总是真诚地表示那仅是他的一家之言，
批评指正，尤喜切磋讨论，这是非常可贵的学术襟怀。问：您研究《红楼梦》是否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答：当然。我把自己的研“红”心得发表出来，从十多年前就开始了，而且出了三本内容不断更新发展的书——《秦可卿之死》、《红楼三钗之谜》、《画梁
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我的研究得到前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细心指导，也得到像陈诏先生那样的通家的善意批评，当然更有许多读者的支持，以及传媒的关注。２０００年我更得到英国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的邀请，去伦敦作了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演讲。我当然还只是一个“红学”的票友，不过我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红”轨迹“秦学”的提法应该说是水到渠成，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不可以对我的研“红”轨迹、我的主要论著看都不看，翻都不翻，一听就烦，斥之曰：“完全是外行话！”“有点什么就马上拿出来到处说，不是研究学问的态度。”（见２００３年９月２《北京晨报》）这样的“专家”我只能说他毋乃太“专断”难道惟有被他认可的人才能“入行”吗？哪个天皇老子给了他这种“钦点”的特权？我已积十多年研究，文章已经很不少，怎么会是“有点”而且“马上”？可喜的是，眼下的世道已然不是文化专制的格局，所以我的“秦学”研究也就还有一定的话语空间，封杀不了，
绝不得。问：接下来，您还将对《红楼梦》作哪一些探索？您有否续八十回后的打算？
答：对八十回后的探佚当然是我最重视的课题。但以“曹体”来续八十回后，我还没有那样的能力。不过我的“秦学”是从曹家与康熙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及他的儿子弘皙（即康熙的皇孙）的荣枯与共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曹雪芹的身世、创作环境、创作心理，并探究这一重大政治、社会、家族变故在书中的投影，对此我积累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悟出的东西
也越来越多，因此，我正酝酿利用这些素材来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已经发表的长篇学术随笔《帐殿夜警》，实际上已具有这部长篇小说的提纲
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