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传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适晋。晋中军随会奔魏，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蕲，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蕲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蕲孙昌，为秦王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毋怿，毋怿为汉市长。毋怿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神形蚤衰，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孝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上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饭土簋，歠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不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剸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款。款言不听，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

　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俱。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涕曰：“小子不，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r史记石室金鐀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秋》以道义。拨世反之正，莫近于《秋》。《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秋》。《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氂，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虙戏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降，诗人歌之。《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受命于穆清，泽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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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汉继五帝末，接三代绝业。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图籍散。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韩错明申、朝，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继■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宫，至于余乎，钦念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已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事，相见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忄朁于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自古而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卬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赵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涕，沫血饮泣，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攻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以广主上之意，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倡优畜之，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间，乃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子，至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秋》；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自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译文

　从前在颛顼统治时期，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命火正黎掌管地理。唐尧虞舜统治时期，继续命重和黎的后代掌管天文和地理，一直到夏朝和商朝，所以姓重的姓黎的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在西周时，封为程伯的休甫是他们的后代。到了周宣王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主管天文地理的官职，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主管周朝的历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际，司马氏到了晋国。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奔到魏国，司马氏也随之来到了少梁。

　自从司马氏家族离周到晋国后，他们就分散开来，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后来作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由于传播有关剑术的理论而声名显赫，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司马错，曾舆张仪争论伐蜀的事，秦惠王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率兵伐蜀。他取得胜利并被任命为蜀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这时的少梁改名为夏。司马蕲舆武安君白起在长平坑杀趟国的军队，回到秦国后，他与白起都被秦王赐死于杜邮，葬在华池。司马蕲之孙名司马昌，在秦国任铁官。在秦始皇时，蒯聩的玄孙司马印是武信君的将领，领兵攻占了朝歌。在项羽封十八诸侯时，封司马印为殷王。在汉王刘邦讨伐楚王项羽时，司马印归附了汉，汉王改司马印统治区为河内郡。司马吕生司马毋惮，司马毋惮任汉朝长安的市长。司马毋恽生司马喜，司马喜曾为五大夫，他们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曾任太史公。

　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学，在杨何处学《周易》，在黄子处学道论。太史公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习先秦各家学说的人，未能了解各家学说的原意，盲目信奉一些荒谬的说法，就论述六家学说的主要精神道：《易大传》说：　“天下人的方向一致，可是想法却多种多样，目标相同，可所走的道路却不相同。”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学派都是以治理国家为要务的，但是他们的学说却不同，有省与不省而已。我认为家的学说，崇尚祥瑞而忌讳繁多，常常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然而它所排列的一年四季的顺序是不能废弃的。儒家学说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不大，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完全照办。然而它所规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改变的。墨家主张节俭却难以遵从，因此墨家主张之事不能全部采用。然而墨家关于加强本业发展和厉行节约的主张则是不可丢弃的。法家的主张严厉苛刻、缺少恩谊。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名家过于拘于形式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然而它辩证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则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道家使人精神合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得万物丰足完美。他们的学说，因循了排列四时的顺序，取了儒、墨两家的长处，总取了名、法两家的华，随着时间来转移，顺着事物而变化，这样来立定常规和处理事务，没有不相适宜的，并且意旨简明而易于掌握，办的事情虽不多，而功效却很大。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凡事君主倡导而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随从。像这样，则君主劳累而臣下安逸。至于伟大道家理论的髓，既去掉了刚强和贪，又废黜了聪明与智慧。儒家却丢开了这些而任用儒术进行统治。精神用的过分就会枯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损坏；精神和身体过早的衰竭，而想与天地共长久，这事还从未听说过。

　学说对于一年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各自的规定与忌，说顺着这些就会昌盛，违背这些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如此，所以说“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至于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若不遵从它就没有可以作为天下法则的。所以说，它所规定的“一年四时的运行顺序是不能丢掉的”

　儒家用六艺作为准则，六艺的经传文字以千万计，人们连续几代都不能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仪。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很小”至于儒家序列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改变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称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殿堂裹，土筑的台阶有三层，茅草房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盛饭用陶簋，装汤用瓦盆，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豆叶汤；夏天穿葛衣，冬日披鹿皮。”他们埋葬死人，用三寸薄的桐木板棺材，哭的声音也不悲哀。教育人民遵循葬礼，一定以此为标准。要使天下都像这样，那么就没有尊贵和卑下的区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了，事业不必相同，所以说“墨家所倡导的节俭人们却难以遵循”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引导家富人足的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即使百家也不能丢掉这一点。

　法家不分别关系的亲疏，不区分地位的尊卑，一律断之于法。这样就把敬爱亲属、尊长的恩谊断绝了。可以用它作为临时措施，但不能长期施用。因此说法家“严厉苛刻而缺少恩谊”至于法家主张使君王尊贵使臣子卑下，明确职分界限不得相逾越，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更改的。

　名家烦琐细碎、纠不清，使人不能推　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　失去了易于掌握的常理。所以说名家“使人　受约束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至于它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所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容易实行的，而其言辞却难于理解。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既成不变之势，也没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推究万物的实情。既不走在事物的前边，也不落在事物的后边，因此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说“圣人不巧取，顺应时势而变通”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君主统治的纲领。群臣一齐上朝，君主让他们各自表明自己的才干。其实际情况与名声相符的叫做端；其实际情况与名声不相符的叫做空。君主不听空而不实的话，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就自然分清了，黑白也就自然分明了。造就在于君主如何使用他们了，这样做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这样就合乎大道，看起来混混沌沌，而光明却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境界。人所赖以生存的是精神，所依托的是形体。精神用得过分就会枯竭，形体过分劳累就要损坏，形体与精神分离人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离就不会复合，因此圣人重视这一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存的根本，形体是人生存的器具。如果不首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形体，却说什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藉什么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工作，不管民事。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

　司马迁生在龙门，在龙门山南麓过着农耕放牧生活。十岁时已能识读古文著作。二十岁南游江淮，他登上会稽山，探访禹，到九疑山，考察舜的遣迹，泛舟沅、湘水间。北渡汶水、泅水，在齐、鲁之都研讨学业，观察孔子教化的遣风，还在邹峰学习乡礼节；在游历蕃、薛、彭城等地的时候，一度遭受危困，经过梁、楚之地后回到长安。于是司马迁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区，略定了邛、榨、昆明之后，回到长安向朝廷覆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因此心中愤懑得病将要死去。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巧在这时出使返回，在洛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抓着司马迁的手着泪说：　“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裹啊！”司马迁低下头着泪说：“小于虽然不聪明，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太史公死后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摘抄了石室金柜收藏的图书档案，又过了五年，正当太初元年，卜一月甲子初一凌晨冬至，开始改用太初历，新的历法在明堂上公布，诸神受到记识。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从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从孔子到现在又五百年了，到了继承并光大孔子的事业，修正《易传》，续作《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的时候了。’意思就在于此吧！意思就在于此吧！我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当初孔子为什么作《秋》呢？”太史公答道：“我听董先生说：　‘周朝的王道衰微了，孔子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王道不能推行，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衹不过是为了实行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　《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丑恶，尊重贤能者，视不肖之徒，保存已灭亡国家的史迹，接续已断绝了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中的要点。《易》是专讲天地、、四时、五行的，所以长于变化；《礼》是规范人伦的，所以长于行事；《书》是记载先王事迹的，所以长于政事；　《诗》是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所以长于风土人情；《乐》是论述音乐经典的，所以长于和谐；《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人。由此可见，《礼》用以节制人，《乐》用以发扬和气，《书》用以指导政事，《诗》用以表达思想感情，《易》用以阐明事物的变化，　《秋》用以指导人们遵守道义。治理世，使它走向正轨，没有比《秋》再合适不过的了。《秋》文字数万，旨意数千，万物的离散聚合都集中在《秋》裹面。在《秋》中，记载着三十六起杀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件，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简直无法统计。考察其所以如此，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义这个根本。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因此‘臣弑君、子杀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步发展而来的’。做国君的不能不通晓《秋》，否则前面有进谗言的则看不见，后面有贼作也不知道。作人臣的不能不通晓《秋》，否则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么处理才得当，遇到突变就不能采取权宜之计去应对。作人君、人父的，不能通晓《秋》大义的，一定会蒙上首恶的罪名。作人臣、人子的。不通晓《秋》大义的，一定会陷于篡弑的罪名而被诛杀。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却因为不知其道义所在，以致被加上了空的罪名也不敢推卸。不通晓礼义的宗旨，就会到君主不像君主、巨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君主不像君主，就会受到臣下的干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人伦之道，儿子不像儿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罪过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他们也衹能接受而不敢推辞。因此说，《秋》一书是礼义的根本。礼义的作用是绝坏事的发生，法律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之后进行制裁；法律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所起的防止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

　壶遂说：　“孔子的时候，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不被重用，所以才作《秋》，留下议论，以裁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您上遇圣明的君主，下得当官任职，万事备，各得其所，您所论述的，将要阐明什么呢？”太史公答道：　“啊啊，不不，不是这样。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纯厚，他作了《易》八卦。尧舜道德之盛，　《尚书》予以记载，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从汉朝建立到今圣明天子，这期间获得了吉祥的符瑞，举行了封惮大典，改革了历法，更换了衣物的颜色，受命于天，天子的恩泽滋润无边，海外异俗之地的国家也辗转翻译叩关入境，请求献礼、朝见，这样的事情多得说不完。臣下百官极力颂扬天子的圣德，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得不到重用，是国君的辱；主上圣明，而其恩德不能传扬天下，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担任史官工作，如果撇开天子的圣明功德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贤大夫的功业不去论述，背弃了我父亲的嘱咐，这是极大的罪过。我所写的不过是记述历史故事，整理、归纳世代相传的史料，不是人们所说的著作，而您把它比作《秋》就不对了。”

　于是按次序论述和编写其书。写作的第十年，遭受李陵之祸，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废没有用了。”事后仔细思量道：“《诗》、《书》的文义之所以含蓄隐约，是作者藉以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深沉思想。”他终于着手记述从黄帝开始，直到武帝获麟为止的历史。其篇目为：　《五帝本纪》第一，　《夏本纪》第二，　《殷本纪》第三，　《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　《高祖本纪》第八，　《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礼书》第一，　《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惮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　《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　《韩世家》第十五，　《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　《伯夷列传》第一，　《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司马穣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穣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申君列传》第十八，《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买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

　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郦生陆买列传》第三十七，《傅靳挪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乐布列传》第四十，《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曰者列传》第六十七，《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汉朝继承了五帝遣业，接续被中断了的三代事业。周朝王道衰微，秦朝毁弃了古代文化典籍，焚毁了《诗》、《书》，所以造成明堂、石室金柜中的玉版图籍散了。汉朝建立，萧何颁布了律令，韩信整顿了军法，张苍制定了章程，叔孙通制订了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入学者逐渐被启用，《诗》、《书》之类的典籍，在各地不断被发现。自从曹参荐用盖公，提倡黄老学说，贾谊、晁错通晓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公孙弘因儒学而显达，一百年来，天下的遣文旧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处。太史公父子相继担任这一职务，太史公说：“啊！我的祖先曾担任这一官职，扬名于唐尧虞舜之际，到了周朝再次主管这一工作。所以司马氏世世代代主管文史星历，直到我啊，这一传统我一定恭敬不忘啊！”于是搜集天下散失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对帝王兴起的业绩，追本溯源，探究始终，观察朝代盛衰的原因，依据事实进行论述考订。略述三代，详绿秦汉，从黄帝写起，直到当朝皇帝，着十二篇本纪，已经列出大纲了。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纷繁历史事件，年代叉难以明辨，因此作了十表。礼乐增减，律历改革，兵法权谋、山川形势、鬼神问题，天人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变通，作了八书。像二十八宿围绕着北斗、三十辐条共聚一毂而运行无穷一样，辅佐得力的大臣和帝王相配合，忠诚行道，奉卫皇上，因此为他们作了三十世家。扶持正义，慷慨超群之士，他们不使自己失去时机，而立功名于天下，为他们作了七十列传。全书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就是《太史公书》。本篇《自序》概括地阐明述作宗旨，就是拾取遣佚的史事以补充六艺之缺，成为一家之言。它协调了有关<六经》的各种不同解释，整齐了百家杂说。把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师，以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观览。列传的第七十篇，是司马迁的自叙。然而在一百三十篇中缺少了十篇，有目录而无内容。

　司马迁受刑以后，做了中书令，职高位尊。他的旧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他，用古贤臣的标准要求他。司马迁回信说：少卿足下：早些时候承蒙您写信给我，教我谨慎地接人待物，并担负起向皇帝举荐人才的应尽义务。信中情真意切，好像责备我没遵从您的意见行事，而听从了世俗流言，我是不敢这样的。我虽然才能平庸，但也聆听过德高望重的长者的遣教。衹是自己认为身体已经残废，而又处于低的地位，稍有举动就会受到责难，主观上想有所作为，客观上反而会招致损害，因此情绪苦闷而又找不到知心的朋友去诉说。俗话说：“为了谁而这样做，又有谁来听我说呢？”所以，钟子期一死，伯牙终生不再鼓琴。为什么呢？因为士为知己者而效力；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身体残废的人，即使怀有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的可贵之材，有如许由、伯夷那样的高尚品德，终究也不能引以为荣，相反恰好遭人笑而使自己更加污秽。早该给你回信了，刚好随从皇帝束巡归来，又忙着烦琐的事务，彼此相见的日子越来越少了，而我又匆匆忙忙没有一点儿空闲得以详尽说明我的心意。现在你身遭大难，再过一个月就接近行刑期了，我又将随从皇帝去雍地，恐怕转眼之间你就会遭到不幸。这样，我将最终不可能向你抒发内心的愤懑，而你在九泉之下的魂灵也会抱恨无穷。请允许我说说自己的固陋见解吧。好久没给你回信，请原谅。

　我听说过：加强自身修养是智慧的象征；乐于施舍是仁德的开端；取舍得当是道义的表现；正确对待辱是判断勇敢的标准；树立好的名声是品行的最高准则。士人衹有具备了这五条，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从而进入君子的行列。所以最惨的灾祸，莫过于贪图私利；最痛苦的悲哀，莫过于伤了自尊心；最丑恶的行为，莫遇于辱没祖先；最大的辱，莫过于遭受宫刑。受过宫刑的人，就没有人愿意和他在一起，这不是一朝一代的事，而是由来已久了。从前，卫灵公与闯入雍渠同坐一辆车，陪坐的孔子感到辱，便离开卫国到了陈国；商鞅依靠闯入景监的引荐，得到秦孝公的重用，赵良为此感到恐惧；宦官赵谈为文帝参乘，袁盎怒而争谏。自古以来宦官就被视为可之徒。就是一般的人，涉及有关宦官的事，没有不挫伤锐气的，何况那些慷慨昂的士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可怎能让一个受遇宫刑的人去举荐天下的英雄豪杰呢？我靠着父亲的余业，得以在京师任职，已有二十多年了。平Et自己常想：对上，我没能竭尽忠诚，取得奇策高材的美誉，以博得圣明君主的赏识；其次，我又没能替皇帝拾遣补阙、招贤进能，以显那些隐士的才干；对外，我也没能参加军队去攻城野战，取得斩将拔旗的功绩；对下，我也没能用积年的劳苦换来高官厚禄，以使宗族朋友争光得宠。这四者，没有一件成功的，衹不过是得过且过，受到皇帝的收容而已。我没有一点可称道的长处，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过去，我也曾居于下大夫的行列，事奉于朝堂之上，发表些微不足道的议论。可我没有在那个时候捍卫国家的法度，为国竭尽智谋，如今身体残废了，做了一个扫除的奴仆，处于这样卑的地位，却要扬眉吐气、议论是非，这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呢？还有什么可说呢？

　况且，事情的原委足不容易说清楚的。我年少的时候，才华横溢，长大成人后却不能博得乡里的称誉，幸好皇帝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使我得以贡献微薄的才能，出入戒备森严的宫之中。我以为头顶着盆子是看不到天空的，所以我就断绝了朋友的交往，把家庭的私事抛在一边，Et夜想着竭尽我微薄的才能，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以博得皇帝的宠信。然而事情竟会出现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我和李陵同在宫中任职，平时并不相要好，思想志趣也不同，更没在一起饮过酒，过朋友。可是我观察他的为人，是个能自守节的出众人物。他侍奉父母很孝，结士入讲信用，对待财货廉洁奉公，取舍之间重德义，能分别尊卑长幼而有礼让，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又常常想着奋不顾身，为国家的危难而献身。从他平时的修养品德来看，我认为他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度。作为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是很了不起的了！如今因他一件事情做得不对，那些贪生怕死，衹顾保全身家性命的臣子，就随意构陷，夸大他的罪名，对此我感到十分痛心。况且，李陵衹率领不到五千步兵，就长驱直入战地，足迹到达匈奴的王庭。他的这支部队，虽然不过是虎之师，但他却能主动出击，四处挑战，仰攻强敌，与单于的军队连战十几天，所杀的敌人超过了自己的军队的损失。杀得敌军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的君长都震惊了，于是征调了左、右贤王的所属部队，发动了全部能拉弓打仗的人，用全国的力量来围攻他们。李陵军转战千里，箭矢已尽，无路可走，而救兵又不到，死伤的士卒堆积如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陵一声令下，疲惫的士卒便无不奋起，他们噙着泪，血面，咽下泪水，举起空弓，留着敌人的兵刃，向北争着与敌人决一死战。李陵军未覆没时，有使者来报战况，朝廷上的公卿王侯都向皇帝举杯祝贺。可是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皇帝吃饭不香，听朝不悦，大臣们担忧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不自量地位的卑下，看到主上极度悲伤的情绪，实在想对皇帝竭忠尽智。我以为李陵一向对将士们绝甘分少，因而也能得到部下的拼死出力，就是古代名将也赶不上他。李陵虽然失败被俘，我看他的心意，是想在匈奴立功报汉，以抵当他败降之罪。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无法挽回，但深入敌阵、摧败敌人的功劳，也足以光耀天下了。我抱着这些想法想向主上陈说，而没有机会。恰好主上召问，我就本着上述意思论说李陵的功绩，想以此宽慰主上，堵那些陷害李陵的谗言。可是由于没说清楚，圣明的主L又没深加推究，以为我是在诋毁贰师将军而替李陵开罪责，于是就把我交给大理寺治罪。我的诚恳忠心始终没有机会表白，落了个欺君诬上的罪名，主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贫穷，没钱赎罪，朋友们没有谁来营救，主上身边的亲信也不替我说一句话。我的身体不是草木石头，独自和法官打交道，被关进深深的监狱裹，能向谁诉说我的苦处呢！这些正是你亲眼看到的，我的遭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李陵已投降了匈奴，败坏了他家的名声，而我却被处以宫刑住在蚕室中蒙受辱，着实被天下人所笑。可悲呀！可悲呀！

　有些事情是不容易对世俗的人一一说清楚的。我的祖先没有立下受赐剖符丹书那样的功劳，而掌管文、史、星、历的官与卜官、祝官的地位相似，本来就是供皇上驱使，如同豢养的优伶一样，是被世俗所轻视的宫职。假如我伏法就死，好似九牛身上失去一毫而微不足道，和一只蝼蛀、蚂蚁被踩死有什么区别呢？而舆论也不能把我视为是为气节正义而死的，衹不过认为我智虑穷尽，罪大恶极，不能自我解，终于被杀而已。为什么呢？平素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必然使人们有这种看法。人总是要死的，有的死得重于泰山，有的死得轻于鸿，这是因为他们在死的作用方面有所不同。一个人，最好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自身不受辱，再次是脸面不受辱，又其次是不因言辞而受辱，更次的是遭受捆绑之辱，更要次之的是穿上赭衣的辱，比这还要次的是遭受戴刑具、被拷打、剃头发、戴铁锁的辱，还有比这更次一等的是遭受毁坏肌体的辱，最下等的是遭受腐刑的辱，腐刑使辱达到了顶点。《礼记》上说：“对大夫以上的人不加刑辱。”造就是说士人不能不严格保持守。猛虎在深山裹，百兽感到恐惧，可它一旦落入陷阱和笼子裹，便摇头摆尾向人求食，这种屈服于人的威势的习是逐渐形成的。所以有这样的士人，在地上画个圈儿作监牢他也不敢进去，削木头作法吏他也不敢抬头答话，而是决计在受辱之前自杀。现在，我被捆绑手脚，戴上了刑具，剥掉衣服被鞭打，关在四面高墙的监狱之中。这个时候见到狱吏就知叩头，碰上狱卒就胆颤心惊。为什么呢？因为逐渐积累了对狱吏威势的恐怖所造成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却说自己没有受辱，岂不是厚着脸皮，哪裹还有什么尊贵可言呢？况且西伯，作为一方诸侯，也曾被关在羡里；李斯，曾是丞相，也身遭五种刑罚；淮侯本为王，却在陈地被逮捕；彭越、张敖曾南向称王，同样因罪被关在监狱裹；绛侯周灭掉诸吕，权势超过秋五霸，结果被关请室之中；魏其侯是员大将，也穿上赭衣、戴上刑具；季布自受钳刑给朱家作奴隶；灌夫也被下狱受辱。这些人都曾是王侯将相，声名远扬，及至犯罪落入法网，不能够及早自杀。落入尘埃之中的人，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哪裹有什么不受辱的呢？由此说来，勇怯强弱都是由形势决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一个人不能早在法律制裁之前自尽，稍一迟疑，等情况恶化、鞭子落到自己身上以后，才想为气节而死，不是太晚了吗？古人难于对大夫施刑的原因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说到人之常情，没有不贪生怕死，怀恋父母兄弟、子儿女的，衹有那些被义理所发的人们例外，然而也有不得已的情况。现在我很不幸，父母早已死了，又没有兄弟，孤独自身。少卿你看我对子儿女怎样呢？勇敢的人不一定为名节而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节义，也会处处勉励自己的。我虽软弱，也想苟且偷生，但也十分清楚舍生就义的份量的。何必要遭受坐监牢的辱呢！况且奴仆婢妾尚能赴义死节，更何况像我要处于迫不得已环境中的人呢！我之所以忍辱苟活下来，甚至陷入粪土之中也不推辞，是因为遗憾自己的意志还没有表达出来，如果默默地死去，我的文章著述就不能传于后世了。

　古代有许多身为富贵而声名堙没无闻的人，多得无法统计，衹有卓越非凡的人物才芳后世。周文王被囚于羡里，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穷，著作了《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国语》；孙子受膑刑，论着了《兵法》；吕不韦被放逐蜀，其《吕览》传于后世；韩非在秦国被捕入狱，写出《说难》、纰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抒发愤懑的作品。这些人都是因为心裹有所郁结，理想又得不到实现，所以才论述往事，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人。就像左丘明双目失明，孙子被废去双足，终生再也不能为世所用了，于是引退著书，以抒发内心的愤懑期望文章能传后世，使自己的心意得到表白。近年来，我自不量力，也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浅薄的文章中，搜罗天下散失的遣闻旧事，考核历史事实，研究事业成败的原因，探索朝代兴衰的道理，共一百三十篇，也想用它来反映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学说。初稿还没有完成，恰逢这场灾祸。我痛惜全书没有完成，因此遭受极刑而没有怨恨的表现。我果真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传给通都大邑中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就可以偿还以前我所遭受辱的债了，即使万一被杀，我也绝不后悔！然而这些衹能对有学识的人讲，很难对浅薄的俗人诉说。

　而且，背着坏的名声，在社会上是难于立足的，自己卑的地位也常常遭到毁谤。我因为发表议论而遭受这场灾祸，着实被乡里人所讥笑，污辱了自己的祖先，还有什么面目到父母坟墓上去祭奠呢？即使经过百代，辱仍会越来越深重！因此，我整天心绪不宁，呆在家裹恍恍惚惚像丢失了什么；走到外边，又不知要往哪裹去。每当想到这一辱，冷汗就浸透了衣裳。我衹不过是宫中的臣仆，哪能隐居在深山呢！所以只好暂且随波逐，得过且过地活下去，以抒发自己内心的郁结。现在少卿教我推荐贤士，这恐怕是和我个人的想法相违背吧！如今即使我想装饰自己，用美好的言辞来自我解，也没有用，世俗的人是不会相信我的，相反衹能招来辱。总之，衹有到了死的那一天，是非才会有定论。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心意，衹是略地说说我浅薄的见解。

　司马迁死后，他的书渐渐传开来。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惮最先开始陈述司马迁的著作，于是得以公布开来。到了王莽的时候，有人请求封司马迁的后人，于是封其后人为史通子。

　赞曰：从古人有文字开始就有了史官，并写下了许多史书。到了孔子整理史书，上自唐尧时期，下止秦穆公时期。唐尧、虞舜以前的情况虽然有留下来的文字，但那些算不上经典，所说关于黄帝、颛顼的事迹就不那么清楚。到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著作《秋》，左丘明阐述整理有关史实来给《秋》作传，又编撰了与此相异同的史料而成为《国语》。又有《世本》，记录了黄帝以来至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先祖、世系的由来。秋以后，七国争雄，最后秦国兼并了各诸侯国，记述这段历史的史书有《战国策》。汉朝兴起推翻秦朝，平定天下，记载这段历史的是《楚汉秋》。所以司马迁根据《左氏秋》、《国语》，采用《世本》、《战国策》的一些史料，陈述《楚汉秋》的史实，接续记载其后的史事，截止于天汉年间。所讲的秦、汉时期的历史十分详尽。至于采录、摘取经传，分别记述几家的史事，有许多地方疏简略，有的互相矛盾。还有他涉猎的范围广博，贯通经传，驰骋于古今上下几千年之间，这是他勤奋努力的结果。再有他的是非观和圣人非常不同，论说大道则以黄老学说为主，而以六经为辅；叙述游侠，则贬退隐士而推举雄；记述经济活动，则崇尚权势财利，而羞辱贫，这些是他的短处。然而，从刘向到扬雄，这些人博览群书，他们都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于序说事物的道理，明辨而不华丽，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秉笔直书，他所记述的史事真实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称作实录。唉！以司马迁的博学广闻，却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已经遭受极刑仍在狱中发愤写作，他给任安的信中所陈述的也是可信的。究察其所以哀伤自己，是属于《诗经。小雅》中巷伯一类的人。像《诗经。大雅》所说的“既明辨又聪明，还能保全自己”，这太难了！